Simone1945年1月，中国远征军对盘踞在野人山的日本第18师团进行反击战斗，取得了胜利，刘桂英夫妇抱着册肢茄女儿回到了阔别3年的祖国。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刘桂英以为日子应该会一天天好起来，谁知道曾经和她生死与共的丈夫竟然爱上了别人，离开了她和两个年幼的孩子，她觉得不可思议，伤心极了。她和女儿回到丈夫家乡安徽怀宁。那段日子很艰辛，最难熬的时候，这个曾经依靠坚韧不拔的毅力走出野人山的女兵竟然想跳河自杀。但为了两个孩子，她最终还是放弃了自杀的念头，靠打零工和好心人的接济勉强度日。后来，别人帮助她在当地一所小学谋得一个教师的职位，她的生活才逐渐安定下来。
“反右”运动开始以后，因为有跟随远征军出国征战的“历史问题”，刘桂英成了“女特务”和“黑五类”，被揪出来批斗。1962年，她被遣送到农村进行劳动改造，这一改造就是30年。
1988年，刘桂英的二女儿申霞无意间看到远征军第1军军长孙立人在北京受到表彰的消息，她马上告诉妈妈，于是刘桂英就写信和中国美术州察家协会的叶浅予先生联系。在叶浅予先生的帮助下，刘桂英走出野人山的事迹在1989年第16期《新观察》上刊登出来。直到1990年，刘桂英才获得平反，恢复了教师身份，按照退休教师的待遇领取退休金。这一年，她已经70岁了。
作为远征军抗日的“活档案”和“活化石”的刘桂英，如今定居在合肥，和女儿生活在一起。她每月的退休金只有400多元，她还要从中取出100元为患病的儿子存起来。她身体很健康，能够自己买菜做饭。在她房间写字台的玻璃台板下面压着一首她自己写的《不老歌》：“起得早，睡得好;七分饱，常跑跑;多笑笑，没烦恼;天天忙，永不老。”她每天都坚持练习健身拳，写写回忆录，学学英语。前几年，在一位台湾朋友的帮助下，她和远在美国的廖耀湘夫人联系上了，她们俩经常通信，谈谈远征军的往事。她还把自己当年在印度用过的毛毯和手电筒无偿地捐献给重庆抗日历史博物馆。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刘桂英的生活极饥皮其简朴，但是从1992年到1994年，她坚持每月给一位家境贫寒的大学生寄去30元钱，直到那个孩子大学毕业。
8年抗战，10年教书，30年下放，刘桂英这一生真是历经坎坷。虽然吃了那么多苦，但她仍然坚强乐观。她说她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孩子们都已经长大成才，她没有后顾之忧，能够这样健康地活着就已经很快乐了。
2005年，在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刘桂英和其他中国远征军幸存者一起，获得了政府颁发的金质纪念勋章，被尊为民族英雄，这是她最感到骄傲的奖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