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况钟(1383--1443)，生于江西靖安县龙冈洲（今江西省靖安县高湖镇崖口村）。他一生大部分为黄姓，到41岁时才恢复祖姓况。要清楚这其中的原由，还要追溯到况钟的祖父况渊。
况渊生活在元朝末年。当时恰逢元军和农民起义军在靖安县附近展开激战，况渊一家在战乱中惨遭杀害。在后来况钟所写的《示诸子诗》中他曾含蓄地表明祖父况渊一家似乎是死在农民起义军之手。但是，太祖朱元璋就是农民起义军中的一分子，明代政权也是建立在农民武装的基础上，因此况钟对这次家门不幸说得比较隐晦，而且也很少提及。这一年，况钟的父亲况仲谦刚刚六岁，侥幸死里逃生，但却不幸成了孤儿。况家的邻居黄胜祖没有儿子，就将况仲谦收为养子局毁。况仲谦从此改随黄姓，名黄仲谦。黄家家境富裕，黄仲谦倒也没受什么委屈。后来他育有两子，长子黄钟，即后来的况钟，次子黄镛。
事实上，黄仲谦既是况家的惟一后代，也是黄家惟一继承香火的人。对于归宗的问题上，他曾有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曾经想恢复原姓，但又难报黄家的养育之恩，两难境地让他无法选择。既然自己难以两全其美，那么他只能在两个儿子身上想办法了。因此，他在临终时留下遗嘱，要长子黄钟恢复原姓，而次子黄镛继续作为黄家的后代，延续黄家香火。黄钟将父亲的遗嘱记在心上，但却并未立即改姓。直到多年后，黄钟已经官至礼部仪制司郎中，他才向宣宗朱瞻基上了《请复姓奏》，要求恢复况姓。朱瞻基不仅准许了他的请求，还颁发了《赐复姓制词》，称赞了黄钟的做法。与此同时，还颁发了《追赠父复姓制》，将黄钟的父亲黄仲谦也恢复原姓为况仲谦。黄钟恢复旧姓时已经四十七岁了，一生已过大半。黄钟终于认祖归宗，从此称况钟。
况钟小时候家庭贫困，但父母非常善良勤劳。传说有一道士极饿时向他家讨口饭吃，此时他家已无米可炊，况父于是杀掉仅有的一只母鸡给道士果腹。道士为感谢况家的的救助之恩，于是手指崖口处说：你在那个地方建个房子，即使搭个茅棚也是可以，你家就会兴旺起来。况家信以为真，于是移居崖口，果真第二年况母就怀上了况钟。
况钟7岁丧母，从小受到生活磨炼。聪颖好学，秉心方直，律己清严，习知礼仪，处事明敏。况钟对书法很感兴趣，曾经刻苦练习，无论是正楷、隶书、行书，他都写得很好。况钟原本会按照父母的愿望刻苦读书，获取功名。
但在永乐四年（1406），县令俞益却改变了况钟的人生道路。俞益需要一个精通文理、能干练达的书吏，千挑万选，选中了况钟。况钟的父母心里是不愿意的，但俞益对他们说：“自古以来，从书吏起家而成为高官的人很多，且不说汉代的萧何、曹参，位至相国，唐代就有孙伏伽和张元素，前者成为谏议大夫，后者做到金紫光禄大夫，做书吏有什么不好呢？”况钟从此放下功名，跟随俞益作为礼曹吏员。
九年任满后，俞益向当时的礼部尚书吕震介绍况钟，经永乐帝面测抉用为礼部六品主事（正六品）。成祖朱棣虽然广揽人才，但是他对书吏却抱有很大的桐滚备偏见。他曾说：“若刀笔吏，知利不知义，知刻薄不知大体，用之任风纪，使人轻视朝廷。”况钟书吏起家，能被皇帝直接任命为正六品的官员，可见况钟很得成祖的赏识。
在九年的任期中，由于他勤谨廉洁，博识干练，又任劳任怨，极得朝廷赏识（仅永乐帝的奖赐就有31次之多），升为仪制司制司郎中（正四品）。
宣德五年（1430年），受当时吏部尚书蹇义的推荐，特选他担任当时“天下第一剧繁难治”、全国最富庶的的苏州知府之职。苏州府的人口和税粮超过当时的全国任何一个府，苏州府治理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定，苏州府税粮的征收情况也会直接影响朝廷的财政收入。早在宣德三年（1428），宣宗就曾就苏州府知府的人选关照吏部：“苏州府是大郡，公务繁剧，赶紧物色廉洁奉公、有才能者出任知府，贪污暴虐、残害百姓的人不能任用。”可见苏州府在皇帝心目中备世的地位。宣宗选况钟任苏州府知府，说明况钟的能力和才干都得到了皇帝的肯定，况钟为官的操守也让皇帝放心。在况钟等九人赴任前，皇帝亲自设宴为他们送行，并为他们颁发了敕书。在敕书中，皇帝对他们到任后的政务进行了具体的指导，并给予他们一定的权力，奏章可直达御前，也就是说可以越级直接与皇帝联系，表明了皇帝对他们施政的支持。况钟在内的九个知府奉敕书赴任，相当于钦差知府，这是前所未有的恩典。事实证明，宣宗这次直接选拔官吏非常成功。后来这九位知府大多很有政绩，况钟更是声名显赫。
况钟于宣德五年七月到任。况钟本人就是吏员出身，深知吏治积弊。因此，他决定先从整顿吏治入手。苏州府赋役繁重，胥吏多是奸猾之徒，最为难治。况钟到任之初，不动声色，暗中对属吏进行考察。况钟处理政务的时候，这些吏员环立在他周围请判牒。况钟假装对政务不懂，询问左右，大都按照这些属吏的意思进行办理。这些属吏非常高兴，认为新来的知府愚庸无能，糊涂可欺。三天后，况钟召集群吏，责问他们：“先前有事应该做，你们不让我做；有的事不该做，你们强迫我做。你们贪赃枉法，欺上瞒下，罪当死。”同时，他还把皇帝所赐的敕书当众宣读，其中有“属下官员有作恶害民的，你可以逮起来送到京城”的话。这些属吏听了，大惊失色。况钟一一宣布他们贪赃枉法的罪行，并将情节特别严重的几个人立刻处死。这些属吏看见况钟做事坚决果断，而且很有智谋，没有人再敢冒犯他。随后，况钟又裁撤了一大批平庸无能的属官，还惩治了一批犯有贪污罪的官员。当况钟把贪污犯和赃款押解进京时，宣宗很重视，他对众臣说：“知府是一郡的表率，身体力行必定从廉洁奉公开始。况钟肯定是廉洁的人，廉洁之后才能去贪。知府能去贪，则贪官一定会有所收敛！”果然，通过况钟的整治，苏州府的坏风气得以扭转，吏治逐渐清明，百姓也大多遵纪守法了。
况钟上任后发现，苏州府税粮过重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苏州府的税赋繁重是有历史原因的。元末，苏州府、松江府等地都是张士诚的势力范围。在太祖朱元璋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张士诚以苏州府为根据地，曾与朱元璋展开过激战。所以，朱元璋登上皇位之后，迁怒于苏州府的百姓，加重了这一地区的田赋。当时户部有些官员也认为苏州府的土地较其他地区肥沃，所以也有意让苏州府承担更多的国家财政支出。比如，当时苏州府负担的夏税秋粮有二百八十一万石，而全国的夏税秋粮总数才为三千石左右，耕地面积只占全国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一点一的苏州府，却要承担全国税赋的百分之九点四。百姓经济负担过于沉重，便发生了大规模的人口逃亡和土地抛荒等现象。虽然朝廷也曾下宽恤诏，减免租税，但苏州府的税粮征收已经困难重重。至况钟到任，苏州府拖欠赋税已有四年。
在工部左侍郎衔巡抚江南诸府、进士出身、同乡周忱的支持下，况钟多次上奏疏请求核减苏州府重赋。一开始，周忱与况钟亲自进行调查研究和核算，提出核减官田税粮共计七十二万多石的方案。可是户部认为核减数额过大，会对朝廷的财政收支产生影响，没有批准。之后，况钟针对昆山县大面积无人耕种而抛荒的田地请求豁免秋粮；该县沿河滨海的田地已经被水淹灌、无法种植的这部分，况钟也请求豁免，两项合计近十五万石，户部仍是批驳不准。为核减本地的税粮，况钟进行了艰巨的努力。直至宣德七年（1432），宣宗亲自过问核减官田税粮的事，况钟的请求才在户部获得通过。这样就大大减轻了苏州府百姓的负担，使百姓能够安居乐业，也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况钟还为杜绝税粮交纳时存在的弊端，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办法。他制定了严格而统一的制度，从严管理作为税粮收据的凭证，各仓库用的簿子要编号，还要填明发给的日期，不许涂改，一式三份，便于查核，明确责任。他的建议被朝廷采纳，使税粮征收过程中出现的弄虚作假、侵吞税粮的现象大为减少。
苏州府是个富庶的地方，但苏州府的百姓也因此比别处的百姓承担了更多的苛捐杂税。其中尤以“备倭船只”、“粮运船只”和“借马”三项贻害最大。苏州府距海岸不远，易受倭寇骚扰，附近的卫所就准备了四十多只的备倭船只来防倭。实际上，这些船只已经多年不用了。可是，官军们却以此为由，以修造费用为名，对当地百姓故意刁难，多方勒索。况钟在详细研究之后，上疏朝廷，揭发了官兵的敲诈勒索行为，并请求朝廷停止这种科派。朝廷准许了况钟的请求，苏州府的百姓又得以减去一项沉重的负担。“粮运船只”就是由苏州府七县每年抽调一批船只以供粮运，原本只是个临时性的措施，后来却一直沿袭下来。抽调的船只数目大概是每年五百多艘，实际上抽调不出这么多，于是折成造船费用缴纳，需要粮食十五万余石。况钟上疏指出，原本“不为常例”的事情是不应该每年都有的，应该停止，朝廷批准了。至于“借马”，更是多年前的老问题。洪武、永乐年间，江北诸驿马匹短缺，朝廷下令苏州府暂借马匹给江北饲养，前后有四百多匹，说好三年为期归还，没想到过了三十多年，不但没有还马，马匹如有死亡的，原出借者还要再购买补齐。况钟上奏朝廷要求江北驿站归还苏州府的马匹。直到两年后的宣德七年，这段拖了三十年的差事才算完结。苏州府不仅收回了借出的马匹，也使苏州府的百姓减去了一项沉重的负担。此外，工部曾经征派三梭布八百匹，分配的标准很不公平，浙江省十一府只派布一百匹，而苏州一府却要负担七百匹。况钟对于这些不公平的摊派，都上疏据理力争，为苏州府的百姓讨还公道。
明代在军事要塞上都设有卫所，在苏州府范围内就有多个，每个卫所辖士兵数千人。按照规定，这些士兵都是世籍，子孙相袭。这种做法很不得人心，因此，早在洪武年间就已经出现了士兵陆续逃亡的现象，军籍非常混乱。宣德三年，朝廷派御史李立到苏州府等四府来清理军籍。李立为向朝廷邀功，将很多无辜的百姓定为军籍，甚至闹出了人命。苏州府同知张徽迎合李立，助纣为虐。他们的所作所为激起很大的民怨。况钟到任后，就有一千多人因被枉断军籍而请求况钟伸冤。况钟仔细核查，认真清理，随后将李立、张徽等人的罪行上报给朝廷。宣宗很震动，特命人复查，免除了苏州府内一百六十多人的军籍，并核定一千二百四十人充任军籍只限于自身，其子孙复归民籍。况钟也采取措施，杜绝清理军籍过程中存在的欺瞒现象，使这项工作走上正轨。
况钟任苏州知府尚未满一年，就整顿吏治，核减税粮，废止多项苛捐杂税，为民伸冤，很得民心。苏州府百姓都很爱戴他，称他为“况青天”。面对很多历史难题，况钟没有回避，选择了直接面对和解决。况钟为民请愿的奏疏大多得到了皇帝的准许。这一方面表明了况钟杰出的政治才干和爱护百姓的作为，另一方面，宣宗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对况钟施政给予了支持，也间接地体现了宣宗还算得上是个有道明君。就在况钟将纷繁复杂的府务刚刚理出头绪，正想大有作为的时候，他的继母何氏在原籍靖安去世。宣德六年（1431）三月，况钟回原籍守制。况钟走后，苏州的百姓怀念他，曾作歌谣唱道：况太守，民父母。愿复来，养童叟。
况钟离开后，苏州府百姓都舍不得他。长洲县三万多人联名向朝廷上书，请求朝廷让况钟回到苏州任职。宣宗朱瞻基应百姓的请求，决定对况钟夺情（指官员服丧未满而被朝廷强命任职），让他回任苏州府知府。他对吏部的官员说：“老百姓的请求，就满足了他们吧。让况钟再任苏州府知府，直接赴任就行了，不必来京谢恩。”这是况钟二任苏州府知府。况钟奉旨再任，很感谢皇帝的特殊恩宠，更加鞠躬尽瘁，兢兢业业做个好知府。
况钟是在宣德七年（1432）再任的。就在这一年的四月，苏州府连降暴雨，七千多顷良田被淹，大片的房屋、堤岸倒塌。况钟一面和各县官员组织救灾，一面向朝廷上报苏州府的灾情，同时也要求朝廷派人对苏州地区的水利进行调研疏浚工作。朝廷命令江南巡抚周忱同况钟一起对苏州地区的水利进行疏浚。况钟认真负责，经常亲自到工地察看。他通过细致的调查，提出了解决办法。苏州府区域内，河港湖泊密布，滨河滨湖的圩田地势低洼，而且面积太大，每个圩差不多都有三四千亩到六七千亩的面积，车水灌田十分困难。况钟就命人将圩田都改小到五百亩左右，圩旁开一道水渠，和河道相通，这样在圩田里抗旱排涝就都容易多了。从此，苏州地区的旱涝灾情大大减少。
虽然宣德七年春天苏州府发生了比较大的水灾，但是苏松等地当年的秋粮却取得很好的收成。恰逢朝廷有旨，令各地储粮以备饥荒时赈灾用，况钟就在周忱的支持下，建立了济农仓。济农仓的存粮最多时曾经达到过六百九十万石。宣德八年（1433），苏州府发生了大面积的旱灾，一百三十多万人受灾，济农仓这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宣德九年（1434），苏州府再次发生了严重的旱灾，由于济农仓存粮充足，灾民也都得到了救济。济农仓能发挥较好的作用，和况钟的有效管理是分不开的。况钟对仓粮支拨的标准、借贷的数目，都有明确的规定。后来苏州府所属各县也都建立了县级的济农仓。况钟在苏州府知府的任上长达十三年，虽然期间苏州地区发生了各种灾情，但是灾民没有饿死的，苏州地区也一直比较安定，这与他建立济农仓并使之充分发挥作用有很大的关系。
苏州民间素有好诉讼的习惯，百姓无论事大事小，动辄赴京告状，还经常一件案子牵连数件，株连几十人上百人。这不仅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还耽误了农事。况钟上疏奏请百姓告状之事都由巡抚审理判处。于是，苏州府赴京告状的老百姓少多了，有了诉讼一般也就由况钟审理。此外，况钟对到府的御史巡按肆意妄为的行为也进行了整治。此后，到苏州府的御史巡按，行为都有所收敛。
况钟虽然是书吏出身，没有读太多的书，但是他却很重视修建学校，培养人才。苏州府所属各县的学校大都狭窄阴暗，容纳不了多少生员。宣德九年，况钟自己筹集经费，没有向百姓摊派任何费用，仅用半年时间，就重新选址将吴县的儒学重建起来。新建后的儒学规模要比原来大得多，共有房间二百三十多间。朝廷重臣杨荣亲自作《吴县儒学重建记》，以示纪念。从正统初年起，况钟又开始大规模地扩建苏州府的儒学，历时三年，建成后的苏州府学很是宏伟壮观，房间数百间。这些学校为府、县的生员们提供了良好的读书条件。况钟对本府儒学的教材也亲自过问。后来很有影响的明代宣德苏州府儒学刻本《四书详说》，就是况钟命人刻的。况钟对读书人也多礼让，从不以高官自居。他对那些家境贫困的书生慷慨资助；对那些才学优长、行为端方的青年儒生，他大力向朝廷推荐。其中有一个叫邹亮的儒生，很有才学，向况钟表达了希望能被其提拔和推荐的意愿。这时，况钟收到了诋毁邹亮的匿名信。况钟认为写匿名信的人是没有真实证据的，否则他完全可以当面对质，因而况钟说：“是欲我速成亮名耳。”他立刻写了奏章，向朝廷推荐邹亮。邹亮果然是个人才，以里巷布衣从九品的吏部司务做起，后来累官至监察御史。况钟慧眼识人，功不可没。
况钟治苏9年任满，例应上调朝廷，而苏州府士民张翰等一万三千人联名向直隶巡抚按察使张文昌上书，恳请转奏朝廷，乞求况钟连任。有儒生为歌谣曰：“况青天，朝命宣。早归来，在明年。”明英宗朱祁镇准奏，况钟为官清廉，三餐佐饭，仅一荤一素；身居简室，未铺设华糜之物。他在饯别苏州父老诗中写道：“检点行囊一担轻，长安望去几多程？停鞭静忆为官日，事事堪持天日盟”。次年正月皇帝下旨，命况钟“升按察使正三品职俸，署苏州府事”。这是自明朝建国七十余年来所没有的规格和礼遇，是皇帝对况钟卓著政绩和良好操守的褒奖。
正统七年（1443）十二月，况钟卒于苏州任所，享年60岁。他死后，苏民痛哭罢市。他的灵柩从运河运回故里时，十里苏堤之上站满了祭送哭奠的人，运载况钟灵柩的船中，“惟书籍，服用器物而已，别无所有。”以后，1府7县都建况公祠，百姓家中均立况钟牌位祭祀。后人将其文稿编成《况太守集》。1956年，昆曲《十五贯》上演后，经毛泽东、周恩来推荐观看，况钟的清官之名享誉全国。2014年7月，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发行了长篇历史小说《清官况钟》，全方位刻画了一个刚正不阿、智勇双全、情义兼具、受民爱戴的清官形象，激励国家公职人员树立高尚道德操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