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1861年，英国政府根据《中英天津条约》第10款，迫使清政府将镇江、九江、汉口辟为对外贸易口岸，并分设海关。汉口海关——江汉关于1861年11月成立。1922年11月4日，江汉关成立60周年时，该楼举行奠基典礼，于1924年1月21日正式落成。 1861年开埠前，清政府在武汉三镇仅设有内陆关卡，如武昌的江关、汉阳的朝关、汉（口）西的宗关、汉口的汉关。汉口开埠后，内陆关卡一并撤消，建立以汉关为基础的江汉关。
1861年3月，英国单方面公布了《扬子江贸易章程》和《长江通商章程十二款》定：“外商商运货到长江中上游，只需在镇江办备手续，即可在镇江以上各销坦扮口随意装卸合法商货，返镇江前可勿庸履行任何海关手续。”从而导致外轮蜂拥进入长江中、上游。时任湖广总督的官文对此表示不满。
官文遂向清廷上奏折，请求在汉口设关。几经周折，总理衙门大臣奕诉终于颁发札谕曰：“……至汉口地方，据该督奏称，必须设关，自应准其建立，查验出进各货……”
1863年1月1日，江汉关开幕仪式在汉黄德道兵备道江汉关监督郑兰的出席下正式开关（在1863年1月1日前，江汉关在筹备期间，仅稽查货物并未全行征税，直到正式开关后，方开始征税）。1863年1月15日，首任江汉关税务司狄妥玛向总税务司赫德报到。
1863年，江汉关署初设在湖北夏口县汉口河街，即英租界外花楼街滨江青龙巷内，江汉关监督则设于汉口居仁门巡检司署附近官衙，当时沿河大道自今江汉路至襄河口一段并非大马路，而是临江一条河街，仅能通行独轮车、轿子，交通不太方便。
当时江汉关署在左邻右舍信睁为招商局和英商太古洋行的房地产。
江汉关署的房屋和缉私仓库是1866年向美商旗昌洋行以14万2千关平银购置的。后来江汉关业务发展很快，业务量仅次于上海江海关。据江汉关关册记载：1862年各国轮船全年到汉为1462艘，计29万余吨货物，到1892年则达万艘以上。故旧址狭窄简陋已不敷应用，应择地修建新的海关大楼。
江汉关大楼的选址，是参照上海江海关的选址经验而来，即关址必须建在租界内或接近租界区。1899年，江汉关税务司穆和德援例将江汉关大楼选址在英租界东南角（今江汉路口），即原工部局及巡捕房所在。该处位于华洋交界之处，货界这边是黄陂街、前后花楼街一带繁华的商贸市场。租界这边是各国大银行和大公司所在地，有利于华洋双方，但最有利的莫过于外国银行和公司了，穆和德向总税务司赫德建议，并经英驻汉代总领事罗善乐同意，转让工部局巡捕房。但适逢义和团起义（1900年），义和团的口号“扶清灭洋”是针对洋人的，因此房屋转让之议暂行搁置。 义和团起义被镇压之后，1906年，时任职江汉关税务司的克罗斯和1907年任职税务司的安格联先后与英驻汉总领事费雷泽商议工部局及巡捕房转让之事，费同意转让，但提出一个条件，即转让出的房屋需中国政府保证，该处房屋只能作海关办公之用，不能作其他用途，后经清政府承诺，转让之事方达成正式协议。
转让虽然达成协议，但拆迁并不容易，甚至旷日持久。这是因为原在青龙巷的江汉关位于招商局机关和仓库之间，而招商局的房地产又是向太古洋行承租的，且又夹在太古洋行仓库之间，因此房产间的变更需经江汉关、招商局、太古洋行三方协商解决。三方协商方案为：江汉关将办公原址转让给招商局，而招商局将向太古洋行承租的房地产退还给太古洋行，而太古洋行将其仓库转让给江汉关，如此三方的房地产各自连接在一起，对三方都有利。
但三方房地产转让却又有一个面积大小的问题。太古洋行仓库地基只有110.774平方，江汉关地基有239.325平方，招商局的地基比这两处都大，这样不等量的交换，招商局上层持异议，不同意此方案，以致修建江汉关大楼遭搁浅。
至1909年，当招商亏灶局业务进一步发展之际，江汉关税务司安格联为疏通招商局高层，专程到上海，意将汉口江边太古洋行第三趸码头转让给招商局，以资补偿，方达成三方转让的初步协议。但其中又冒出有关房地产和码头的差价问题，意见又难统一，这样又拖了13年之久，直到1920年终于达成正式协议，大楼方有兴建之机了。
1920年，沿江边狭窄的河街外（今沿江大道）逐渐淤积成了一片沙滩地，这就为兴建大楼和扩宽河街修建沿江大马路创造了有利条件。
但早在1907年，总税务司赫德就指派海关总署建筑工程师阿诺德全面负责设计大楼图纸，当时阿诺德由于患病未能履行此责。遂在上海招标，择优选中上海著名的英商斯蒂华达生·斯贝司建筑工程公司的建筑工程师辛浦生所设计的图纸。经海关总署工程部门审核后，报经总税务司赫德批准按图兴建江汉关大楼。
大楼施工由汉口英商景明洋行工程部门负责监理。大楼主体工程由魏清记营造厂承建，土方工程由汉口地皮大王刘歆生开设的刘歆记填土公司承包。
大楼基地的土质软硬不匀，特别是江边扩填部分，是泥沙淤积而成因此大楼的土方和基础工程量非常之大。
1922年5月，正式开始填土工程。刘歆记填土公司首先铺设了一条从后湖姑嫂树到江汉路江边的轻便铁路，并用预先从法国购回的两辆小火车头拖带运土翻斗车，将土方运到工地。基地填好后，将百余根计长二三十公尺的木桩打到岩层，然后用混凝土及数吨重大麻石奠基，这项填土奠基工程，大约在1922年年底完成。
填土奠基工程完成后。1923年1月开始由魏清记营造厂承建大楼，并于1924年1月21日竣工。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江汉关改名为武汉关。这幢大楼经历了80年的洗礼，依然显示出无穷的魅力。如今国家已将其列为优秀历史建筑，成为武汉的标志性建筑。
同时，江汉关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产物，是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活教材”。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赋予江汉关新的含义，我们希望中华民族的优美旋律回荡在武汉的上空。 当1920年江汉关大楼工程设计图纸以及筹建准备工作就绪后，1921年1月29日，原江汉关署即由青龙巷迁至沿江大道青岛路口汇丰银行二楼临时办公，税务司办公处暂迁至鄱阳街合作路口的一座花园洋房内（即今市群众艺术馆内）。并于同年7月24日正式开始撤除英租界工部局及巡捕房工部局迁至今鄱阳街文华村，巡捕房迁至今南京路幼儿园所在地。随即由刘歆生的填土公司进行土奠基工程，填土工程完成后，即于1922年11月4日举行江汉关大楼奠基典礼。
当日在江汉关大楼工地前搭有观礼台，旗帜彩带五彩缤纷，典礼大会由时任总税务司的安格联主持。出席典礼的有中外官员和贵宾，其中有江汉关监督陈介，江汉关税务司梅乐和，湖北督军萧耀南，美国军政部长海军上将菲力普，各国驻汉领事，中外银行和企业的经理，汉口市政当局的负责人。汉口华商总会会长汪泽湘、外商商会会长马克等出席了奠基典礼。
总税务司安格联宣布开会后，随即由江汉关监督陈介致开幕词，大意是：首先吹嘘前海关总税司赫德管理中国海关的“丰功伟绩”，并祝愿通过是中国海关这个窗口，使东方和西方紧密地携起手来。
接着由江汉关税务司梅乐和致词。他说：回顾江汉关建立以来，尽管由于政治的多次变革，商业的兴衰，而江汉关仍然取得很大的成绩。如从汉口港中外贸易额来看，从开始的税收仅150万关平银，已达到2亿余关平银，长江航运也有空前的发展，当1862年开始建关时，仅有美商旗昌洋行数艘小轮行驶申汉线，而1922年已有招商局、三北公司以及5国7大公司的大商轮每年约有万余艘行驶长江各条航线。而且在洪水季节，万吨吸的海轮也可由各国港口直达汉口。这样大大增进了中外商贸运输，从而发展了长江航运事业。我们还要感谢总税务司安格联，为了更好地疏浚扬子江水道，他为如何各国轮船能四季通畅无阻的方案而正在调查研究。梅乐和对大楼工程设计图纸感到非常满意，并感谢所有建筑工程师们的辛勤努力。他高度赞扬江汉关大楼的落成，并认为为汉口沿江增添一处景观。最后他祝愿汉口将成为中国内陆的贸易中心。
随后由总税务司安格联致词，他说：“我非常高兴参加这次江汉关大楼工程的奠基典礼。汉口是我最值得纪念的地方，因为我在结婚，并为大楼的兴建奔忙了十几年，今天梦想终于变成现实。”随后发言的还有美军政部长、海军上将菲力普及中外官员和来宾等。
庆典大会发言完毕，奠基仪式即行开始。首先由江汉关税务司梅乐和将一些汉口报纸和硬币装入一个匣子内，交给安格联夫人放在基石下穴内。兴建大楼的建筑师们，则将一殷银质泥刀赠送给安格联以资纪念。这时工人将一快刻着：Cee stone was laid by inspector general of kustoms,The 4th November 1922,Sir Flancis Anglen K、B、E。
中华民国十一年十一月四日，总税务司安格联爵士奠此基石。
随即将奠基石立于大门左侧基石下穴内，这时鞭炮声响起，安格联立即举起酒杯高声喊道：“为汉口的繁荣昌盛干杯”。
这就是江汉关大楼工程奠基时的一幕。汉口租界本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见证，安格联、梅乐和这些帝国主义的代言人无论用什么样的“花言巧语”也掩盖不了其侵略性质。为了让读者对当时江汉关大楼奠基仪式有真切的感受，兹将当时情景概述如上。
后来大楼建成后，安格联还邀请当时汉口著名书法家宗彝书写“江汉关”三字匾额。据另一书法家刘竹溪介绍：宗时任湖北省教育厅厅长，他最初学颜、柳体，后又习魏碑，潜心刻苦钻研，成擅魏碑《泰山金刚经》，在写“江汉关”三字时曾三易其稿，最后一气呵成，其字古朴苍劲，刚柔相济，朴实无华。最后安格联酬宗彝500银元。
江汉关大楼于1924年1月21日正式落成，并于当日上午10时借新办公大楼大厅举行招待会，由江汉关监督陈介主持，然后由税务司梅乐和宣布大楼正式落成并剪彩。出席招待会的有中国官员、各国领事、各国海军军官、中外企业负责人、银行经理、中外商会会长及中外来宾计700余人。会后在大厅内举行盛大宴会庆贺江汉关大楼的落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