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
《蜀相》是杜甫在成都游武侯祠之后写的，写作时间大约是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年)。短短的八句当中，有叙事，有写景，有议论，慎森唤有抒情，笔墨淋漓，感情深挚，充分体现了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游成都武侯祠，却为什么要题作《蜀相》？写蜀相的“两朝开济”，为什么要先提到刘备的“三顾茅庐”？古人云：“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我们不妨寻踪觅迹，来探寻一下“诗圣”的心迹。为什么要题作《蜀相》？一种解释是：因为诗的主旨是歌颂诸葛亮的才智和功业，同时惋惜他的壮志未酬（见人教版《教师用书》）。这似乎有些道理。但游记也可以涉及到有关的人物，游武侯祠歌颂诸葛亮的才智和功业，也是顺理成章，这种解释当然有些牵强。所以，这其中，应该还有些其他原因。大唐自“贞观之治”，中间经过高宗、武后朝，至玄宗当政迎来了“开元盛世”，人口至“安史之乱”前增至五千余万，国力空前强盛。但是，随着玄宗的老迈，李林甫、杨国忠两位奸相先后把持朝政，将一个好端端的“开元盛世”葬送了。随着安禄山起兵，各种矛盾突然如决堤泄洪，奔涌狂突，形势急转直下。兵连祸结，哀鸿遍野。杜甫舍妻弃子，亲历了战乱，其间耳闻目睹了国家的动荡、人民的痛苦，能不忧心如焚吗？痛定思痛，他对治国贤相倍加思念，渴望能有一位诸葛亮式的人物横空出世，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救黎民于水火。于是，在成都刚刚安定下来，他就寻来了：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首联写专程寻访武侯祠，这是“起”。开篇一问一答，一个“寻”字，迫不及待之情毕现。而“柏森森”三字，一言祠堂清冷寂寞，一言诸葛亮没世已久。五百多年过去了，诸葛武侯已经托体山阿，到哪里去找这能安邦定国的奇才大贤呢？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颔联直承上文，写祠堂内的春色，这是“承”。杜甫参谒武侯祠，一不写殿宇，二不写塑像，却写什么碧草和黄鹂，虽然一植物一动物，一碧一黄，一静一动，一视觉一听觉，对仗极是工稳，但这未免有些偏题——捡芝麻漏西瓜了。前四句，以一半的篇幅，写老柏，写碧草，写黄鹂，是何道理？我们不妨臆测一下：老柏森森，终岁不凋，成为武侯祠的忠实守望者；碧草无情，年年逐春风而绿；黄鹂无心，日日隐深林而自得其乐。它们寄身在武侯祠，知道武侯何许人也？一个绿得满阶满院，一个唱得婉转悠扬。但这些在满腹心事的少陵野老眼里，都是些无知无心的东西。只有我杜甫才可以和武侯谈一谈。“千秋万代名，寂寞身后事”老杜也是知道的。但武侯祠的荒凉、落寞还是令他惊心。诸葛亮不但忠心耿耿，而且多智多谋，未出茅庐已定天下三分，联吴拒曹，入川建国，之后，把个蜀国治理得井井有条。但是，只有贤相，就能成就大业吗？想那诸葛亮，结庐于隆中，躬耕于垄亩，是谁三顾草庐之中，请他出山？诸葛亮当时不过二十余岁的小青年，白面书生，乳臭未干，是谁力排众议，给他施展才能的空间？又是谁，给了他无限信任，使他敢于尽心竭力？历代历朝，缺过能臣良将吗？正所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玄宗一朝可谓人才济济，但一个李林甫，口蜜腹剑，取得玄宗信任后，弄权使诈，闭塞言路，同时的张九龄、裴耀卿、李适之等皆被他排挤罢相。从而使得玄宗与贤臣阻隔，其后杨氏姐妹，权倾朝野，杨国忠胡作非为，搞得天昏地暗。纵使诸葛亮再世，又能有何作为呢？所以杜甫接下来说：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颈联推开一层，写对诸葛武侯评价，这是“转”。一般认为上句看起来是说刘备，其实是从侧面烘托诸葛亮的才智和抱负。（见人教版《教师用书》）。但笔者认为，杜甫的意思是：必先有君王的“三顾频烦”，后才能有老臣的“两朝开济”。这种观点的背后，流露出一丝委屈和对肃宗的失望。想当初，杜甫舍身弃家，追随肃宗，可谓忠矣。杜甫至凤翔后，于至德二载(757)五月十六日，被肃宗拜为左拾遗。对肃宗感激涕零，立志要庶竭驽钝，尽忠报国。但不久就因为上疏救房琯，深深地惹恼了肃春隐宗。当年闰八月初一日，杜甫便被放还鄜州省家。此后便被肃宗逐渐冷淡，可谓报国无门矣。而当时的一些贤才，又有多少机会？所以杜甫来到武侯祠，一则以哭，一则以告。诸葛大名垂宇宙，固然与才高智广有很大关系，但与其他人相比，得遇先主，士能为知己者死，又何其幸也！！肃宗对杜甫有知宽凯遇之恩，而且君为臣纲，杜甫当然只能喻之于心，而不能宣之于口。但，有些东西是掩饰不住的，特别是在他倍加推崇的武侯祠前。肃宗啊，你能体谅一位老臣的拳拳之心吗？直到大历三年(768)，杜甫已五十六岁，还在《江汉》中哀怨地吟道：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真是痴心不改啊！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尾联收束全诗，写对诸葛武侯的悼念，这是“合”。以诸葛之伟才，得先主托孤之重，后主言听计从，本可以一统河山，建千秋伟业。无奈天不从人愿，诸葛亮正当盛年之时，即在五丈原病逝军中，苦心经营的兴复大业也付之东流。确实让人痛惜不已。但杜甫此刻的泪满襟，却又多了一层含义：大唐多难，贤相何在？纵有贤相，圣主何在？这泪水背后，千言万语，能向谁诉？这泪水，不洒在武侯祠，又能洒落在何处呢？《蜀相》一诗，前四句由思人而谒祠，后四句由谒祠而及人。第五句写先主，第六句写诸葛，第七句写出师未捷，第八句写泪满襟。正是因先主三顾，而为蜀相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由蜀相的出师未捷引出杜甫的泪满襟，环环相扣，思路清晰，正与前四句相呼应。祠长存而人已逝，怎不令人唏嘘？而此时泪满襟的杜甫，却有千言万语，永远无法对人说出。长安十年“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悲辛；肃宗对自己的知遇之恩；上疏救房琯时的满腔忠诚；肃宗“荃不察余之衷情兮”的冷酷决绝；朝廷的危机四伏和自己的报国无门……都化作汩汩的泪，洒啊，洒啊。国难当头，人心动摇，乱世“思”英雄，乱世“思”良相。杜甫对国家的忧患，对时局的牵挂，是那么深切。而由于自己的亲身感受，他痛切地认识到：只有良相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在那个以皇帝为中心的高度集权的体制下，良相离开了明君的信任、支持，毫无作为。这正是“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杜甫在武侯祠的呼告，正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杜甫在武侯祠的哭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