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
嵇康，魏晋名士，长期隐居在山阳，或山中采药，或庐中自修，和极少数人来往，过着凡夫俗子难以管窥的生活，把自己与魏晋的纠缠融于山水雾岚里。嵇康遨游云泽时，有个叫孙登的隐士对他说：“您才华出众，但保身之道却不足。”言下之意，嵇康的这种举止很难逃脱司马氏的杀戮。 那么，嵇康和权倾朝野的司马氏集团究竟有何关联呢？ 三国后期，魏蜀吴鼎足而立，不再象开始逐鹿中原时那样频繁撕杀，都制定了巩固本身势力、相机而动成的战略。魏国政权在曹操父子死后转由司马懿父子执掌，他们先后消灭了曹爽、王凌、毋丘俭、夏侯玄、诸葛诞等实力派系，并在此其间废绌齐王和弑杀高贵乡公，使魏国进入靠向曹氏政权者或反对司马氏父子者受死的局面。在这样的情形下，许多人假狂佯癫，只吃铅掘告酒药，不问政事。而嵇康偏偏在民间借文拥护曹魏政权，他不但是曹操的孙女婿，还是名士之中的翘楚。对此，司马昭自然不容嵇康在自己的眼皮下活跃，嵇康或被收编，或被铲除，已经不可作第三选择了。 钟会就是司马氏集团里执行党同伐异的中坚分子。历史记载，嵇康在洛阳的家中打铁，钟会不期而至，两人相对无言，良久，钟会准备离开。嵇康问道：“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对答：“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一问一答，心照不宣，透出机警的智慧交锋。同时，钟会看到嵇康在炉火旁锵锵有力的锻打铁器，没有丝毫巴结之意，还流露出不屑的神态，有些不快，但也让钟会在心里一笑：“嵇康毕竟说话了，既然肯说话就表明嵇康有所顾忌，为什么要有所顾忌呢？……”钟会把自己的猜测隐瞒在心里，将嵇康不肯为司马氏政权服务的印烙再次加深。 对于钟会和嵇康的关系，还有一段史载文字，并被后人引以为用，即钟会在年少的时候写了一篇《四本论》，想给嵇康看，由于忌惮嵇康的臭脾气，所以偷偷的把书放置在嵇康的院落里，狼狈而去。这是个不经推敲的轶闻。钟会在平定蜀国后转身反叛司马昭，死于乱军时年仅四十，而嵇康早死钟会三年，才三十九岁，也就是说嵇康只比钟会大两岁。钟会少年得意，十九岁已位居高官，之前，如此投书给嵇康是不可能的，因为年纪轻轻的钟会能写出《四本论》未必就会对岁数相仿的嵇康毕恭毕敬到不敢交谈的地步；钟会和嵇康在洛阳见面时，两人都已过而立之年了，根本不可能发生年轻贵仕为雪少年投书之耻而到壮年隐士这里来趾高气扬的事实。这显然是后人用贬低钟会来提高嵇康的身份，从而表达对嵇康怀才不遇和钟会憎恨的感慨，这种看似痛散巧快却不符合事实的言论文字旨在衬托嵇康的文坛地位，但无助于凸现历史的真相，如果进行梳理，倒让既存的事实和添加的材料一起成为质疑的对象。 嵇康的才华勿用猜疑，他的琴曲是隋炀帝选士的条件之一，他的文章在世人面前有口皆碑，至今还是研究魏晋思想和时事不可或缺的。 乱世避祸，很多知识分子选择老庄思想作为立身之道，用出世的意向躲开孔子入世的危险。魏晋承接汉末，前朝的党锢惨烈状犹在眼前，于是清谈代替了清议，成为时尚。清谈同清议相比，不但能包全身家性命，还能发扬个性，使一些不愿意卷入政治旋涡的人找到了另一种社交和思想寄托场合。 但是，能真正做到不介入政治斗争却很难，特别是处在官宦世家或者与官场有千丝万缕关系的知识分子。这些热衷于清谈的知识分子大多遵循老庄的“绝世”来排斥孔子的“有为”，然而又难摆脱朝廷的征召。如此形势，清谈之士既想用自己掌握的知识实现自己的政治报复，又怕引来杀身之祸，他们往往进退维谷，身不由己，于是山水文字，风雨音律成为清谈的主题，或借此探讨心灵深处的见解，或用隐喻嘲讽时事的黑暗。 老庄思想也是清谈之士抨击拿孔子学问作为官学的另一种武器。 其实老子出关，留下五千文字，将处世之道归于顺其自然，让执政者“无为”而治，让为民者温和无争；庄周梦蝶，在尘世里追求仙境，不能大隐于天地，则当人间的鲲鹏，为凡夫解惑，却不为俗务羁身；孔子述而不作，把事实记录，将礼乐传播，用仁义之道雕刻有所不为，为所必为。老子世故，又让人觉得消极；庄子超逸，又让人觉得偏激；孔子自强不息，又让人觉得现实。这三种思想在本质上都向往美好的生活，只是异曲同工，表达的方式殊异而已。 乐于贫寒也不是老庄的本意，清谈之士中的一些人在乡村郊外虽然衣衫不整，一反常态，但出身却非普通的百姓人家。 好老庄而薄礼教的嵇康喜欢诗文音律，寻道练丹，举杯邀槐明月，打铁送人……这些都会使人很容易认为嵇康可能清贫而不堕气节。气节没堕然而未必清贫。嵇康身为曹操孙女婿，又当过中散大夫（二品至五品官员之间），起码是个不为衣食奔波的人，否则他没有余力打铁赠人而不收费，更没有服用丹药的资本。服用丹药是魏晋时期上流社会的时髦消费，而服用丹药又能使性格发生变异。嵇康在服用丹药飘飘欲仙醒来后对莫测的前途和危机四伏的社会更痛苦，寄托在老庄思想里面会更空虚。丹药和音乐词赋让嵇康无拘无束，但现实生活的种种苦恼总如影随形，如曹魏宗室的衰落，司马氏集团的淫威，还有知识分子的良心……嵇康在矛盾里进进出出，使他的文章充满了激荡。 《与山巨源绝交书》是稽康死前一年的作品，文章的背景显示出司马昭对曹魏政权的最后一击，它加快了死亡走向嵇康的脚步。这篇文章里，嵇康以自己的散懒和自身状况去辞掉为司马昭效力的机会，他在文中对山涛说：“您不好意思自己做厨师，却让主祭的人帮助您手拿装饰过的刀子，使腥臭漫布……”这句话脱自庄子《逍遥游》的“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却比庄子的言语更麻辣，直指时局的凶险和嵇康对司马昭政权残暴的厌恶，成为世人津津乐道的佳话。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的“非汤武而薄周孔”，在司马昭阅读起来明明就是让自己取代曹魏政权必然要行使的手段公布于天下。因此，司马昭很容易想到嵇康早先写的《管蔡论》。 在这之前，高贵乡公巡视官学，公开谈论少康复国、周公失管蔡、大人之德和尧舜用人的问题，朝廷的官员大多以“非臣愚见所能逮及”来避开不答。 处士们的反应则有不同看法。 阮籍以《大人先生传》为题，用“安乐天命，顺势而为……只有象裤裆缝里的虱子那样的君子才会拿裤裆缝当作躬行礼法的依据……只有小人才欲论其长短，议其是非。”这是一篇很暧昧的文字，既可理解为讽刺司马昭拿孝悌作篡权的幌子，又可以理解为讽刺高贵乡公用圣贤做政治上的挣扎，但通篇又可以说是阮籍的个人修身之道。就时局来看，阮籍能躲避司马昭的提亲，却无杀身之祸，岂是一个酒字所能了结的，而与他的所言所行分不开。阮籍早在曹爽当权时就告病卸任，似乎表明一种政治立场，他能写出这样的文字在司马昭看来会更开心。后来，阮籍写了一篇《劝进箴》，劝司马昭进封晋公。 阮籍和嵇康虽然是朋友，但两人在文章上的意境却不同。 嵇康在《管蔡论》里认为周公行使职权，挟持年幼的天子，所以管蔡二公兴师问罪，遭到周公镇压，实际上，管蔡二公是为国尽忠，而周公则是盗名欺世…… 念到这些文字，司马昭仿佛看见嵇康就在自己的对面，捧着书文激昂的指向司马昭想要篡权的用心。尤其《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的那句：“恐足下羞庖人之独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荐鸾刀，漫之膻腥……”，简直令司马昭的手发痒，他恨不得一下子扼住嵇康的咽喉，使《与山巨源绝交书》不闻于世。 《与山巨源绝交书》成文后不久，嵇康因吕安事件被关进监狱。自诩算无所失的钟会向司马昭进言时说：“嵇康是卧龙，不杀他祸患无穷，过去姜太公、孔夫子都诛杀过诽谤圣贤的名人，来正听社会，如果您心慈手软，只怕礼教都会颠覆。”卧龙？司马昭立即想到蜀国的诸葛亮；不为所用，必为所累；嵇康在魏国满腹牢骚，处处和司马氏政权唱反调，杀了“卧龙”可以儆百示众。 有文字说，司马昭杀掉嵇康后叹息不止，不要忘记，司马昭在指使部属弑杀高贵乡公时还痛哭流涕呢。 嵇康因《与山巨源绝交书》而丧命司马昭的刀下不是偶然的。山涛是嵇康的莫逆之交，也是嵇康的托孤之人。在毋宁俭起兵反对司马氏统治时，嵇康问过山涛可否举事响应，但山涛说不可，劝嵇康不要妄动。 如果能冷静判断一下，这样的话语只有山涛和嵇康知道，能流传出来，除了山涛与他人提及还有谁呢？嵇康想举事响应毋宁俭，是否也说明，嵇康在人事方面也有一些实力，而非不结交大众的高来高去的人？虽然司马昭没有抓着把柄，等钟会来探看嵇康在洛阳家中打铁，就应明白这种探看已含有杀机，关键在于嵇康是否识时务而已。如果说山涛不负嵇康的托孤，将嵇康的儿子推荐为官，只能说是一种正常的政治现象，三国鼎足，诸葛亮弟兄们各为其主；魏晋时期，嵇康的哥哥一直在为司马氏政权效力。嵇康和他的亲朋好友们在很多方面未必是志同道合。 一般说法，嵇康之死的原因是为吕安仗义执言，起始是吕安的妻子被其哥哥吕巽占有，反遭吕巽陷害，吕巽以吕安不孝的罪名控告于司马昭政权，使吕安横遭枷锁。一般说法里，并没指出吕安如何不孝的，而且这种说法是吕巽在作钟会的相国掾时期所提，但吕巽为此官却是钟会平定蜀国之后，此时，吕安和嵇康已死有三年，这样一来，嵇糠之死是替吕安愤不平极可能为杜撰。 评述贵在真实，这样的评述是山河的本质，是文化的精神，是历史的话语；它让世人追忆过去，劝导世人思想存在，督促世人不断的反省，鼓励世人努力未来。然而，很多耳熟能详的评述仔细品来却不符合逻辑或事件的发展顺序，甚至于评述者本身也自相矛盾，但依旧成为典范。用改变事实或者扭曲真相的方法塑造新的概念，真叫人迷惘，使欲人驳无力，欲认不甘。 不可否认，嵇康之死和吕安有关，但更和反抗司马昭的言行有关，嵇糠的具体死因已成为历史之迷，和他临刑前弹《广陵散》的心情一样。 洛阳的刑场上，无数的围观者里有三千名太学生正在为嵇康请愿，希望朝廷让嵇康做太学生们的老师，来挽回嵇康的性命。这样的请愿只能适得其反，更坚定司马昭杀嵇康的决心：嵇康如果肯入仕早就受安附首了，并且还有这么多的拥护者为他呼走…… 《广陵散》缓缓响起，嵇康眼前浮动的是什么呢？是聂政的经历还是自己的经历？是羡慕聂政壮志成酬还是感叹自己死未所得？是厌恶世道浇漓还是感叹音乐的美好？…… 一切都烟消云散了，值得庆幸的是，《广陵散》仍在人间流传，嵇康作为文化的内涵之一至今熠熠生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