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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就是反清复明的事情肃宗 显义光伦睿圣英烈裕谟永运洪仁峻德配天合道启休笃庆正中协极神毅大勋章文宪武敬明元孝大王 李焞李焞（1661—1720），字明普1661年辛丑（显宗二年）八月十五日生于庆熙宫之会祥殿。1667年丁未册封王世子。1674年甲寅八月二十三日即位于昌德宫之仁政门。肃宗即位当年，中国发生了吴三桂之乱，天下纷纷起事。朝鲜君臣再度看到了反清复明的好机会。但是显宗在是年去世，继位的肃宗认为“清国虽疲，制我则有余”，下令取消出兵的准备。朝鲜史臣对此评论说：“昔我邦运丁罔极，谋出不臧，负中朝三百年恩义，抱天下万事之羞辱，终至于助彼犬羊，伥于虎前，当世之事尚忍言哉？肆我孝宗，以英武之姿，奋发大志，旁招俊义，密务经营，越胆方悬，轩亏遽遗。中途之痛，天壤无穷。属天道悔祸于赤县，而人心未忘于朱氏。三桂一呼于云南（朝鲜使臣似乎忘了谁在云南绞死的永历帝），群雄并应于海内。乘此之几，我若提兵渡辽，直捣巢穴，王室攻其南，我兵击其东，则可殪蛇斩豕，扫清腥秽。庶几洒仁祖之遗耻，报神镇棚宗之至德，使天下万国知三韩之忠节，犹有不泯。而不幸喜报（指吴三桂反讯）才至，先王奄弃群臣。主上冲年莅祚，老奸当国，群邪汇进，咀嚼贤儒，斥逐士类，何暇念及国家大计乎？！噫！若孝宗初年而幸遭此会，则必仗忠烈樱雹，奋神威，以金戈白旗，鼓义气于中原。先王未薨，则亦必绸缪谋创，相时而动，不作此坐视而已。岂天之使我终抱羞而莫雪耶？呜呼！可胜痛哉！”（《肃宗实录》，元年六月）肃宗成年后，一直不忘父祖“反清尊明”的遗愿。1704年甲申（肃宗三十年，康熙四十三年），明朝灭亡六十周年，肃宗自宜春门诣禁苑坛，以太牢祭祀崇祯皇帝。又命汉城府在昌德宫后苑春塘台设“大报坛”，祭祀明朝神宗皇帝。“大报”出于《礼记》郊特牲，是郊天之义，而兼有报德之意。1749年己巳（英祖二十五年，乾隆十四年），李朝英祖又以明朝太祖、神宗（万历）、毅宗（崇祯）并享大报坛，并于三帝即位、忌辰日行望拜礼。这种祭祀活动每年进行，直到李朝末年。“尊明义理”在朝鲜仍然盛行，但是孝宗的“北伐论”已经演变成国王增加赋税、广筑城苑、加强禁军兵力的口实，最终无疾而终。肃宗是三代单传的独子，但他年过30，却尚未得子。第二位王妃仁显王后闵氏也很焦虑，她不顾肃宗的反对，挑选了译官张炫的侄女张氏进入后宫。张氏此后产下一子，便是景宗，随即被升格为禧嫔。但是她并不满足于此，又经过种种策划，不仅使王妃被逐，更使其被逼致死。似乎人类永不满足的欲望，能够让人变得无比残忍。为人懦弱的肃宗，在禧嫔的威慑下，不禁成了惧内之人。周边重臣，也都逐渐为禧嫔势力所制，国王已成傀儡——暴君和傀儡之间的区别，在于或控制臣下，或被臣下所制——成为后者的国王，每日只得在忧郁中度过。一天，他正无精打采的走向寝殿，却听得一间小屋中传来至痛的啜泣声。肃宗不由得奇怪，进门一看，却大吃一惊，屋中整齐的摆放着祭饭，一名年少的侍女（侍奉宫女之人）身着素装，正面向灵牌痛哭，灵牌上所奠的，正是仁显王后。虽然仁显王后是为肃宗才牺牲自身，理应被人祭拜，但惮于禧嫔之威，无人敢提祭奠之事。若是被禧嫔知道，必然会被定为谋逆，随即斩首。肃宗自然奇怪，在此种境地下，此人脊旅帆何敢以死相拼，祭奠仁显王后？“你是何人，为何胆敢祭奠仁显王后牌位？”侍女听到国王的声音，惊得慌忙跪伏在地：“殿下，奴婢本是仁显王后身边的侍奉之人，今天乃是王后诞辰，奴婢不能忘记王后恩典，私下祭奠，请殿下处以死罪。”闻听此言，肃宗深受震动。在旁人均明哲保身时，这女子却冒死祭祀从前主人，其善可鉴。在同病相怜的感动之下，或者说同情变成了喜爱，肃宗将这侍女唤入寝殿，自此常常与之同眠。此事自然没有逃过禧嫔的眼线，但是，禧嫔起初只觉得这女子有些风情而已，并未有什么举动，直到得知这侍女怀孕，才大为震惊。便开始加害于她。那侍女对此已经有所警觉，又深感自己所怀的是肃宗骨肉，不能有半点差错。便极力应对，躲过了禧嫔一个个毒计，直至临盆将至，禧嫔气急败坏，将侍女捕来，让其跪于地上，再加刑罚，并以大水瓮扣盖其身，意图将其害死。肃宗听闻后大惊，赶至现场将瓮除去，把侍女抱回寝所，所幸王子安产，那侍女即是后来的毓祥宫淑嫔崔氏，王子便是英祖王。封建李朝家族的权力之争，就是如此的残忍丑恶。朝鲜党争自燕山君时代以来延续了上百年，非常激烈。其时西人老论派和南人派相对立，势同水火。南人因依附张禧嫔，拥护肃宗废正妃闵氏、立张禧嫔为正妃而得重用。持反对态度的西人派在金春泽等人的带领下发起“闵妃复位运动”而受到镇压（甲戌狱事）。但是数年之后，肃宗后悔贸然废后，在1701年11月以“诅咒国王”、“巫蛊后宫”的罪名将张禧嫔赐死，恢复了仁显王后的后位。肃宗死后，张禧嫔之子景宗供奉张禧嫔灵位于后苑的别殿（后来七宫中的大嫔宫）。景宗无子，死后，异母（崔淑嫔）弟延寿君李昑即位，是为李朝的英祖。1725年，英祖大王即位，为了雪母亲之恨，首先便在宫殿近处修建祠堂，命名为毓祥庙，这就是今日的七宫所在。英祖在第二年，也就是乙巳年，对当年支持禧嫔的南人派发动了意在雪恨的清洗行动，这就是著名的“乙巳士祸”。在乙巳士祸余波已平的1729年（英祖五年，雍正七年），英祖将毓祥庙升格为毓祥宫。朝鲜历代祭祀国王的庙堂虽然都称为宗庙，但给一介后宫的祭庙加以宫号，的确是破格处置了。张禧嫔一生波折动荡，其人足智多谋，与唐朝的武后、明朝的郑贵妃、万贵妃类似。但是最终因心术不正而引火烧身。现在在韩国，她的故事还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和小说，常盛不衰。经济方面，肃宗时代加强了大同法的实施，在黄海等道丈量田地，作为以税代赋的依据，开设铸钱局，铸造了“常平通宝”。显宗、肃宗时代，朝鲜的全国人口增加了一倍多。全国人口在1657年为229万人，到1669年（显宗十年）已经增长到501.8万人，这一增长十分显著。汉城的人口在同期从80，572人增长到194，030人。全国人口的增长主要是由于实行了税制改革、农业管理和农业技术改进的缘故。汉城人口增长的原因可以认为是由于贩卖不再作为贡税交纳给政府的货物的商人大量涌入。在全国大多数地方实施大同法之后，政府对地方产品实物的需求由商人予以满足。他们成了满足政府需求的采购代理人。他们获得了垄断特权，为遍布全国的行会树立了样板。政府经营的工厂和制造业的衰落，刺激了工匠和技师去建立私人工厂和开办商店销售自己生产的产品，并组织成行会。在各道的市镇，每五天举行一次集市，作为生产者和汉城商人之间的沟能渠道。汉城的领有执照的地方产品供应商通过他们的利润丰厚而又有保障的生意，逐渐积累了资本。由此产生了一种新的财富观念，即商业财富观念，这种财富不再是由土地和奴婢组成，而是由用于以货币进行曲大宗交易的商品组成。随着交易的兴旺和货币的流通，商业资本得到了一个发展的基础。然而，这些旨在维护儒教两班社会的努力却导致了这种社会的削弱。政治方面，在乙巳士祸之后，南人派清南、浊南势力受到打击，西人派得势。新兴的宋时烈、尹镛和朴泰辅等知名学者抨击被偶像化了的朱熹体系。保守派两班把他们斥之为异端，但是，一个致力于批判传统秩序的新学派的兴起时机已经成熟。这新一代的学者认为，人民的生活状况比新儒教政府机构的士大夫所极为珍视的合法性和礼制问题更加重要，“若农民民不聊生，任何国家都无法生存，而即令没有君主，人民却能照样兴旺发达。”这就是构成改革派——实学——基础的新潮思想。柳馨远在他的《蟠溪随录》（社会改革论文）中提出了下列措施：（1）建立一种利益能由大家公平分享的土地制度；（2）实行推荐制，代替科举制；（3）为所有人确立均等机会；（4）改革政府机构；（5）采用新学。他的建议没有为官方所接受，但是他的改革派思想却成了实学的主流。他把重点放在农业上，因为他所建议的改革能否成功，取新局面于农业问题的解决。与官府无关的学者育感需要从事实学。官府系统则一心进行内部争权斗争，同时各派在对新儒教礼制的不同解释上发生冲突。17世纪后半期，西人党内部各派之间的争取斗争变得激烈起来，又有一些派别分裂。这种派别倾轧与农民生活和国家利益全然无关。西人少论派中的多数开始对农民的福利表现出关心，由于两班中的许多人从事农耕，甚至无力保持奴婢，所以农民的境况与他们自己的境况比较接近。改革派正是在这种社会经济变化过程中勇敢地政正视社会的种种要求的。商业活动随着政府批准的供应商行会的发展继续发展。这种活动在全国扩张，他们的交易占政府总收入的60%。在这段时期里，政府收入不断增长同时一些富有的农民把自己的身份转为两班身份。人口也同步增长，在1669至1717年这48年里增加了近200万。后宫波折动荡的肃宗大王在1720年庚子（康熙五十九年）六月八日去世于庆熙宫隆福殿。在位四十六年，终年六十。英祖五年定世室。英祖二十九年追上尊号裕谟永运洪仁峻德，五十二年追上尊号配天合道启休笃庆，高宗二十七年追上尊号正中协极神毅大勋。清朝赐谥僖顺。葬高阳明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