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
第二次鸦片战争，又称英法联军之役。1856年，英国借口广东水师在广州黄埔捕捉中国船“亚罗”号上的海盗，派兵进攻广州。法国借口法籍天主教神甫马赖在广西西林被杀，亦出兵入侵。1857年，英法组成联军，攻陷广州。1858年，英法舰队在美、俄两国支持下，袭击大沽口。大沽炮台失陷，英法联军进犯天津。清政府派钦差大臣佳良、花沙纳与俄、美、英、法各国代表分别签订《天津条约》。同年，沙皇俄国以武力迫使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瑗珲条约》。1859年6月，英、法、美以进京换约被拒为由，率舰队炮击大沽。提督史荣椿率守军还击，击沉击伤敌舰10艘，毙伤敌军近500人，重伤英舰队司令何伯，史荣椿战死。1860年8月，英法联军18000人，由北塘登陆，进占天津。9月，清军在北京通州八里桥迎战英法联军失利。清咸丰帝、慈僖离京逃往承德。10月18日，英法联军 占领北京，抢劫焚毁圆明园(见火烧圆明园)。英法联军在北京城郊抢掠烧杀近50天，京郊皇家园林如圆明园、清漪园、静明园(玉泉山)、静宜园(香山)、畅春园等均被付之一炬。清廷派奕欣为全权大臣议和，签订中英、中法《北京枯哪条约》。11月，沙俄又胁迫清政府签订中俄《北京条约》。中国赔偿巨额赔款，丧失大片领土主权。 *************************************************鸦片战争的影响 条约签订： 1858年5月，英法联军侵占大沽炮台，并以进攻北京作为威胁。6月23日，迫使清政府与英、法、俄、美四国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主要内容：公使进驻北京；开放牛庄、登州、台南、淡水、潮州、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外国商船可以自由驶入长江一带通商口岸；外国人可以到内地游历经商；外国传教士可以到内地自由传教；中国对英、法两国赔款600万两白银。1860年10月，英法侵略军占领北京。侵略者以焚毁皇宫作为威胁，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英、中法、中俄《北京条约》，作为《天胡辩津条约》的补充，续增的条款包括：开天津为商埠；割九龙司地方给英国；准许外国人在中国买卖人口；将已充公的天主教教堂财产发还，法国传教士可以在各省任意租买田地，建造教堂；对英、法两国赔款各增至800万两白银。 《北京条约》刚一签字，英、法、俄等公使就立即表示，只要清政府认真“履行条约”，就可以得到“任何援助”。1861年1月，清政府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1862年1月，清政府确定了“借师助剿”的方针，从此中外反动势力勾结在一起，共同镇压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道路上越陷越深。 ***************************************************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影响，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3月第二版高中《中国近代现代史》（上）有这样一段文字：“第二次鸦片战争使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加深了。在政治上，中国丧失了大片领土和主权；清朝统治者投靠外国侵略者，开始成为它们的附庸与工具，中外反动势力公开勾结，共同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在经济上，外国侵略势力扩张到沿海各省，并伸向内地，方便了它们倾销商品，掠夺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使中国难以抵抗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冲击。”这段文字，言简意赅，掷地有声。但每每在课堂上讲到此时，心里却是另一番滋味，总觉得这段话太抽象，太笼统。然心中虽有意犹未尽之感，但却又苦于无从入手。近读陈旭麓先生《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一书，心中豁然开朗，许多平时所思所及的困惑和问题便迎刃而解。 一、第二次鸦片战争对清朝统治阶级的心理打击是巨大的。如果说鸦片战争的震撼主要冲击了沿海地区的话，那么第二次鸦片战争则把沉重的震撼带到了中国社会的中枢。它发端于广东一隅而最终进入华北，使上国帝京一时成为没做码夷狄世界，夷夏之大防因之而完全崩溃。咸丰帝“车驾北狩”，圆明园在烈火中化为灰烬。在战胜者对于战败者的军事统制之下，华夷旧序已经完全颠倒过来。昔日京华景象荡然无存。战争期间签定的不平等条约把咸丰皇帝的自信变成了虚骄，强硬变成了懵懂，镇静变成了自欺。其宁肯舍弃关税之利，也要死死坚持的“切训示”的四项内容全部变成了既成事实，其保华夷之间的藩篱和沟壑、尤在避免中国君主与西方人的直面相对的一相情愿，被西方人用大炮轰得粉碎。经历了英法联军之役后，士大夫们痛苦地名之曰“庚申之变”。这个名称本身就说明，中国人已经体会到有一种不受欢迎，但又无法拒绝的变化正在发生，尽管在开始的时候，这种意识还朦胧地掺杂着种种臆测和附会，但比起鸦片战争之后十几年中浑浑噩噩的天朝旧梦来，终究是另一番境界了。 二、第二次鸦片战争促使了地主阶级的分化。洋务派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地主阶级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分化。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和战争结束之后，居中央枢要之职的奕欣、文祥、桂良为了谈判而同侵略者交往；握东南军政重权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则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与溯江而上的西方人相遇。这两部分人是那时候地主阶级当权派中最早同资本主义打交道的人。今日被称为洋务派首领的曾国藩、奕欣，本来并不乐于此道。他们与官僚士大夫群中的其他人一样鄙夷西方人，并相信天朝的挞伐可以驱赶逆夷。但民族战争失败以后，在被迫与西方人周旋交际的过程中，他们渐从对手的身上感触到另外一个世界，获得了中国传统历史经验所没有的新知识，思想因之而发生变化。他们与恪守传统的顽固派之间出现了区别和分歧。于是产生了中国最早的洋务派。洋务派的改革主张同中国两千年历史上的地主阶级改革派已经不能相提并论了。就其主观动机而言，他们未必有心打破旧轨，但他们的主张却历史地包含着逸出旧轨的趋向。因此，洋务派的产生，意味着凝固的硬壳绽开了前所未有的裂痕。以此为起点，几千年来的封建地主阶级开始分化了。 三、第二次鸦片战争引发了革新思潮。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增开了通商口岸，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因此而进入长江流域和华北。这是条约带来的直接变化。与此同时，某些腐旧而且僵固的封建传统观念被迫发生变化。从孔夫子以来，在中国已有几千年历史的、把华夏以外一切外族的人和事称作“夷”的做法，被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签定的《天津条约》所限制。这是“洋”与“夷”替代的交接点。这一替代反映了中国传统观念的重大变化。这种变化虽然是被迫的结果，但却包含着合理的成分。因为它意味着从华夷秩序走向世界民族之林的一步。从夷务到洋务再到后来的外交事务，记录了中西交往刺激下中国人世界观念发展的脉络。这个过程是漫长的，每一步都滞重而艰难。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和战争之后，出现了一些反映初步革新思想的议论和著作。洪仁玕的《资政新篇》是资本主义革新纲领，其内容，在许多地方实开早期改良派的先声。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反映了正在分化中的地主阶级对西方思想的吸取。洋务运动中的举措虽可罗列很多，其要者则不出冯桂芬所论。郑观应的《救时揭要》在当时的新议论中较多地表现了对经济的关注和见解的内行。其若干主张早于实际的历史进程好多年。比以上三人更西化的容闳提出了改良政府、军队，改变教育体制，举办洋务等建议，并借助于湘军主帅曾国藩，把一部分议论转化为现实。这些都是1860年前后出现在中国的反映时代脉搏跳动的改革思想。 因此，1840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而就社会观念的更新来说，1860年具有更加明显的标界意义。*************************************************最后的启示 落后就要挨打,中国要强大全民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