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抗战初期，唐绍仪曾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与日本人密谈谋和条件。上海沦陷后，唐绍仪将妻室子女送往香港，自己没有西撤，仍留居上海法租界福开森路（今武康路40号）。
由于他的政治声望引起敌伪的注意，故被视为“以华制华”傀儡的最佳猎物。日本有了一个所谓“南唐北吴”计划，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还组织了一个对华特别委员会，负责做唐绍仪、吴佩孚的工作，计划由唐组织全国性伪政府，取蒋介石地位而代之。日本许多特务首脑如谷正文、土肥原贤二等和汉奸陈中孚、温宗尧等频繁往来于唐府。于是当时上海、广州等地盛传日敌拟利用唐绍仪、陈中孚、温宗尧等组织华中伪政府，因而广州抗敌后援会于1938年3月上旬去电唐绍仪，请其脱离恶势力的包围，刻日南归，唐不予答复。到了3月19日，广州各界人士及社团在省民众教育馆二楼开会，会上由广州市各社会团体联衔电催唐绍仪南归，电文说：“请公善保晚节，否则自堕名誉，遗臭万年”，并汇去旅费2万元。唐仍置之不理，旅费也不肯收。唐绍仪是历经政治风云、老于世故的成熟政治人物，对于自己出处的荣辱得失，是有充分考虑的；但是又以身居日寇包围中的孤岛上海而不愿得罪任何一方，便采取与各方暧昧不明的态度，这就不能不引起多方揣测，置自身于险境。
1938年9月28日上午，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在唐绍仪女婿岑德广的带领下，亲自赴唐宅长谈，拉拢唐出山。潜伏于上海的国民党军统特务侦知此事后，汇报给重庆方面，蒋介石指示军统局负责人戴笠派一得力人员到上海把唐绍仪除掉。戴笠派赵理君赴沪暗杀唐绍仪。赵理君，四川人，黄埔军校毕业生，是戴笠最信任的人之一。
赵理君从各方面探询唐绍仪的情况，从唐的亲友来往之中，得悉唐绍仪喜爱古玩，经常驱车往古玩店购置古瓷器、古铜器之类，曾在某古玩店看中一个古瓷瓶，该店老板索价伪币10万元，唐认为要价太高，未成交易。赵理君得知后，即出重价将此瓶购置到手，伪装该店之跑街伙计，携带此瓶亲自送到环龙路唐公馆，由门口警卫人员（保镖者）转报，唐绍仪在会客室接见赵理君。赵又详述这个古瓶的特点，并云还有一个古瓷瓶比这个瓶的色彩还要好，年代更早，价钱并不比这个瓶高，若要看的话，请指定时间，再亲自送来。唐很高兴地告知赵理君在某日下午送来。赵此次来，已观察清楚唐的住宅情况，唐之会客室门外亦有一个保镖人员，以保护唐之安全。赵理君回到住地后，即召集亲信人员，商讨如何下手，既可以完成刺死唐的任务，又可以安全逸去。研究结果，决定特制一柄锋利的短斧，由赵理君亲自动毁悔手，并准备多辆小坐车在唐之住宅周围警戒，以防意外。准备妥当后，赵即按照唐绍仪指定的时间携带两个古瓷瓶到唐之公馆，又在会客室与唐见面。
唐绍仪看到古董花瓶后很高兴，戴上老花眼镜，把瓷瓶拿在手中详细鉴别，究竟哪一个瓷瓶的年代久，色彩好。并云：“这一次拿来的一个，确实比那一个好，一经比较，优劣立见。”观察再三，爱不释手。赵理君认为时机已至，即靠近唐绍仪身旁，伪装与唐一同鉴别瓷瓶，即刻用右手从裤袋中抽出利斧，照准唐绍仪后颈猛力砍去，唐绍仪立时毙命。赵理君杀死唐后，即将两个瓷瓶收拾好，纤轿正离开会客室，轻手轻脚地又把会客室门关好，从容告知会客室门外之保镖说：“老太爷在会客室等我，我去再拿几个更好的古瓶请主席挑选，请你稍微等待一下，我马上即来。”赵即很快走出，与在唐宅外边守候人员乘车逃逸。等待仆人发现唐绍仪实刺，急忙将人事不知的唐绍仪送往医院抢救，但因流血过多，且年迈体衰而死。
消息传出后，上海舆论一时大哗。有人怀疑唐为日本人所刺，有人怀疑是国民党特务所为，为掩人耳目，1938年10月5日，重庆方面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孔祥熙等名义，特地颁布《唐绍仪褒扬令》，同时拨帆纯付治丧费5000元，并令将唐氏生平事迹“宣付国史”。国史馆撰写的《唐绍仪传》，称唐晚年被日本人拉拢，要其充当傀儡，“终不肯出”。
据称唐被送附近的广慈医院抢救，于次日凌晨3:50气绝。唐遇刺后，一些国民党元老十分不满没有掌握唐失节确证，就将其杀害。蒋介石下令付治丧费五千元，并将唐生平事迹存付国史馆，以平息风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