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
见于《左传.庄公十一年》:“禹、汤罪己，其兴也悖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又见于《新唐书.卷一百一十五》：“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悖”通“勃”，意思是：禹和汤怪罪自己，他们的兴盛很迅速，势不可挡，桀和纣怪罪他人，他们的灭亡也很迅速，突如其来。你这里说的应该是中国近代著名民主人士、民主同盟的领导人黄炎培说的那句话. 他曾于抗战胜利前夕，以国民政府参政员身份访问延安，当时他有感于“历史上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初起之时，都是艰难困苦、聚精会神，力求从万死中求得一生，因而无不显得生气勃勃、气象一新。及至环境渐渐好转，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于是惰性发作，日趋下坡，或政怠宦成，或人亡政息，或求荣取辱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故在临行前，他向中共领袖毛泽东表明了自已忧虑，希望中国共产党能居安思危，在将来带领全国人民跳出历朝历代“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 黄炎培在后来发表的《延安归来》一文记录了他自已提出伏做明这个问题后，毛泽东当时给他的回答，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缺告只有人人起胡慧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段对话在当时就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被时人称为堪与千古“隆中对”媲美的“延安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