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
长明灯》在鲁迅小说中并不是特别著名的一篇，但艺术手法新颖，富有现代主义的气息，而思想尤其激进，其中大声疾呼地号召以暴力手段或段改变现状，这同他先前的小说多带启蒙主义的色彩是很两样的。 通过革命来改造旧中国，正是当时正在合作的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主张。所以就在这篇小说发表的当时，李大钊同志就曾对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从事宣传工作的人讲：“鲁迅先生发表《长明灯》，这是他继续《狂人日记》的精神，已经挺身出来了；你们可以去看看他，请他多多指导青年工作。”（详见刘弄潮1955年6月9日致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的信，转引自荣太之《〈长明灯〉和〈北京民国日报〉》，《鲁迅研究资料》第三辑，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390页）鲁迅在小说中给予了形象的揭示和描绘。世俗化的宗教氛围与神巫迷信，成为鲁迅小说乡土特色的重要构成部分。其常态表现大多渗透于民间婚丧嫁娶、生老病死、饮食起居等生活方式的各个层面：作为民间社会缩影的"吉光屯"的"居民是不大出行的，动一动就须查黄历，看那上面是否写着'不宜出行'；倘没有写，出去也须先走喜神方，圆燃纯迎吉利"。《长明灯》开篇的这段描述灯"火"长明"与"屯上的居民"们内在的精神关联。因为在屯民们的心目中，天条难犯，神明报应。;疯子"吹熄了这盏梁武帝时代点橘咐亮的灯，"这里就要变海"，人"都要变泥鳅"，正是"疯子"导致"社神不安"和"老富的中风"。于是，全屯上下一心(甚至影响到儿童都设法借助"城隍"神威，祛除附在"疯子"身上的"邪祟"。以道教为主的神巫迷信，在《长明灯》里表现得是这样典型!同样，鲁迅小说中的其他形象和情节也往往程度不同地表现着揭示道教根柢的题旨：魏连殳为祖母奔丧，赶到家来，"已是入殓的时候了……聚议之后，大概商定了三大条件，要他必行。一是穿白，二是跪拜，三是请和尚道士做法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