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
北周是继西魏建立起来的小朝廷；西魏是北魏末年分裂为东西两个政权中的一个。在他们这个天地内，佛教势力发展迅速，拥有寺产、佃户、奴婢不计其数，给国家财政收入带来很大的压力。
北魏末年，社会动荡。公元 515 年爆发过冀州沙门法庆聚众造反之事，其众多达 5 万以上，法庆自称“大乘”，鼓吹“新佛出世”，所至即毁寺、杀僧、焚经、烧像，故此对当时的僧俗地主统治阶级形成了极大的威胁。北魏镇压了“大乘起义”后不久，在公元 523 年，又爆发了规模更大的“六镇起义”，接着各处纷纷出现反魏起事，群雄并出。当时北方地区的僧、道阶层过于庞大。根据《魏书》称，正光(公元520－525年)以后，不少原属国家的编户民众，为避苛役重赋，相继投入空门；此外，其时社会政治动乱的加剧，亦令普通百姓寻求相对安全的宗教实体之庇护。以致全国的佛寺亩明竟有3万之多，僧、尼数目则有200万之巨，这在当时北中国的人口比例上，达到了极高的程度，约占全国总人口数的16分之1。士这促使封建国家政权采取极端手段，以扩大经济来源来充实国力。
天和二年（567），有缓数一个叫卫元嵩的人给周武帝上书，认为“唐、虞无佛图国安；齐、梁有寺舍而祚失者，未合道也。但利民益国，则会佛心耳。夫佛心者，大慈为本，安乐含生，终不苦役黎民。”因此，他建议周武帝扰耐首灭佛。我们知道，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原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寺院不仅滥度僧尼，而且广占田产，隐匿人口，与封建国家争夺劳动人口与财赋，“所在编户，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7]据《历代三宝记》所记，武帝即位前后，仅北周这一偏狭的地区之内便有寺院一万余所，僧尼百万，占当时全国编户十分之一强。大量的社会财富被浪费，大批国家编户被剥夺。严峻的现实迫使周武帝不得不采取措施，“求兵于僧尼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
公元572年，周武帝诛杀宇文护，把大权收归己有之后，于次年十二月，又召集道士、僧侣、百官再次讨论佛、道、儒三教的问题。这一次，“帝升高坐，辨释三教先后，以儒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把佛教抑为最末，事实上已是灭佛的前奏。当时有些佛教徒不知周武帝用意所在，还一个劲地争辩不休，说明佛教当在道教之上，心里很不服气。而另一些明眼人却看透了周武帝的心事，指出：“若他方异国，远近闻知，疑谓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深诚可怪。”他们认为周武帝这样做并不能达到预期目的，因为“但顽僧任役，未足加兵；寺地给民，岂能富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