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
在现在的所谓正史或关于张学良的很多传记里，都把杨宇霆刻画成了一个亲日派和一个与张学良争权夺利的阴险小人。殊不知要是没有杨宇霆东三省加热河早就变成日本人中的囊中之物了。九一八事件造成的原因根本原因在于张学良的误国（很多人把原因归于蒋，说蒋让张不抵抗才致。其实蒋虽说是委员长，东三省虽说已经易帜，但是明白人都知道东三省还是张学良的。有愤青说是属于东三省人民的，那真是这样那张学良没有经过什么全民公投之类的所谓形式，就敢公然把军队撤走？从这点说，东三省之失在于张学良。）而日本敢于发动九一八的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1国内产生危机，要转移注意力。 2日帝国主义长期的军国主义。 3从甲午开始后的逢打中国必赢。 4东北无豪杰可以领到所谓的3000万父老。其中最重要的是杨宇霆被张学良害死。 杨宇霆，字凌阁，后改邻葛，祖籍河北滦州戴家岭，清末，其祖父携全家逃荒至关外法库门蛇山沟村落户。他生于清光绪十一年七月二十日（1885.8.29）。十岁入本村毛兆麟先生私塾，天资聪颖，记忆过人，颇受毛先生喜爱。几年后，经毛先生介绍，到铁岭县张秀才书馆读书，很快就成为张先生的得意门生。张先生经常带领他到铁岭文人荟萃之处龙首山银冈书院，以文会友。一九0四年初，他从那里知道，清朝的科举制度快要废除了，但东北是清朝的发祥地，朝廷特别恩许再开一科考试，在锦州举行。他很想参加考试，但是他家已入旗籍，按清制“旗不点元”，他没有报考资格。他想尽办法，多方活动，终以金县一同姓考生的名义报名参考。他考中了，成为满清王朝最后一科秀稿段才。当年他十九岁。第二年春天，他考入奉天学堂高年级插班生，学校开设的数理化、英语等课程，他过去从来没有接触过，但毕业考试时，成绩名列前茅，震动全校。毕业后，他考入奉天陆军学校，一九0六年被校方选送至日本留学，到日本后，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一九一一年，毕业后回国。 在中国封建时代，所有的读书人都要饱受寒窗之苦，但能脱颖而出者却寥若晨星，多数人都是在“县学”这第一道门槛前被卡键段誉住了，无计可施而终生戚戚焉。杨宇霆是幸运的。虽然这时科举制度已经废除，但它的无形价值还在，因为人们想到了科举，就想到了囊萤映雪的清寒和悬梁刺股的寂寞，也会想到靠使银子，找门路，打通关节一路攀升的丑陋。而对象杨宇霆这样的青年人，无论是在朝在野和社会各界，都要高看一眼。 他在日本学的是现代军事科学，在当时中国人的眼里，是新学中的显学，因为它能实现我们这积贫燃唯积弱的民族百年来船坚炮利的梦想。 像他这样有功名打底子，又能西学为用的人才是不多的，是当时所有的政治集团，都急需的热门人才，所以他一踏上祖国的土地，扶摇直上、步履青云的阶梯，就摆在他面前，等他一步步攀登了。 一般来说，那些旧学深厚的人往往食古不化，缺乏对现实生活的热情和对新生事物的敏感，而那些海归派们常常是不顾国情，生搬硬套外国的故事，成了纸上谈兵的现代赵括。而杨宇霆则是汲取了这两方面人才的优点，创造了自己的新优势。他在跟随张作霖后，人们称他为“智囊”、“小诸葛”，虽然多是恭维和逢迎之词，但也确实感到他是足智多谋，出类拔萃；而他接受这个名号，是他觉得自己遇到了张作霖，如诸葛亮遇到刘备一样，如鱼得水，才智得到发挥，是赞扬张作霖珍惜人才，爱护人才，但也不乏自矜之意。考诸史实，他对张作霖政权的发展巩固也确实起到了诸葛亮的作用。 辛亥革命前夕，他从日本回国后，被派往长春陆军第三镇炮队任队官，不久就被调往东三省讲武堂任教官，民国成立后，1913年被调往北京陆军部任一等科员，当年即被派回奉天，任东三省军械厂兵器科长，不久即改为弹药队长，第二年就连续升为副厂长、厂长。在这个重要的工作岗位上他一干就是十四年，一直到被张学良处死。 对杨宇霆的发迹，一般以为这主要是由于张作霖的提拔，实际不是。1913年至1915年，杨宇霆从长春到沈阳，由沈阳到北京，再由北京回沈阳，职务一路飚升，都是徐树铮所为。徐比杨宇霆大四岁，也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比杨早毕业几年，当时他是袁世凯政府的陆军总长，深得袁世凯的赏识，又与段琪瑞过从甚密，是民国初年政坛上很活跃的一个政客。时人称后来曾做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为大徐，称他为小徐。 杨宇霆到东三省军械厂做厂长时，奉天总督是段芝贵。袁世凯死后，天下大乱，一九一六年，张作霖乘势而起，把段芝贵赶走，自任总督。关于张作霖发现杨宇霆，过去有一种说法，说是张作霖有一日上街，偶然看见一哨军兵列队前进，风纪严肃，军容整齐，就问部下：“这是谁的部队？”部下回答说：“这是东三省军械厂杨宇霆厂长训练的卫队。”张作霖甚为赞许，当晚把杨宇霆邀至家中召见，见他谦恭有礼，谈吐不凡，很是赏识，后来就予以重用。 这是中国古典小说里常见的情节。身处低层的人们，做梦都盼望能交上这样的好运，一跳龙门；而身居高位的人们也常用这样的故事欺骗世人，愚弄舆论，以此来表示他的慧眼识珠，礼贤下士。至于被提拔的人们是走的什么门路，是用什么法宝，敲开他的心门，这是藏在他心底的秘密，就是对他的枕边人，也从来不泄露一字。日子久了，说顺了嘴，连他自己都认为这故事是真实的了。 我认为张作霖之所以重用杨宇霆，固然有杨个人才智的因素，但他更看中杨与徐树铮的这层关系，可以通过他和北京中央政府搭上钩子，谋求他主政东北的“合法性”，以及从中捞到更多的好处。1916年，杨被张委以督军署参谋长时，正是徐任国务院秘书长时。这一层关系太重要了。杨宇霆入幕督军署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与这徐树铮有关。张勋复辟失败后，黎元洪辞去民国大总统职务，由副总统冯国璋代理总统。段琪瑞与冯不和，被迫辞去总理职务，作为段琪瑞心腹的徐树铮为他的复出四处活动，多方串联，集合各方势力来压冯国璋。1918年，他到东北游说张作霖时，杨宇霆从他那里知道，冯以中央政府的名义从日本贷款四千万元购买武器枪支。杨给他出主意说，如果能把这批枪械搞到手，做为给张的见面礼，张就能力推段琪瑞。徐运作一番，几天后一张由日本人开据的领取军械的提货单，就到了杨宇霆手里。这件事是在极端机密的状态下进行的，连张作霖都没有察觉，事成后，杨宇霆呈报提货单时，惊得他目瞪口呆，他深深地被这位年仅三十三岁的年轻军官的韬略折服了。张作霖马上派张景惠带兵去秦皇岛，把这批军火领回，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秦皇岛劫械事件。奉军以此扩编了七个混成旅，由原来的二、三万人增至二十万人。按照曾经当过张作霖秘书，后来任东北大学代校长的宁承恩先生的说法，“没有秦皇岛劫械的起点，奉军不可能成为大军，无力问鼎中原。” 杨宇霆入幕督军署的第二件大事是整顿旧军，建立新军。张作霖的老班底都是和他一起起事的绿林好汉，识字不多，如汤玉麟、吴俊升、张景惠等人，骑马放枪，打家劫舍，都是行家里手，但指挥现代化部队几万人作战，个个都力不从心。第一次直奉战争，张景惠率五万大军，任平汉线西路总指挥，张作相率五万人，任津浦线东路总指挥，十万大军出关，指挥失灵，乱作一锅粥，仅七天就大败而归。鉴于这次教训，张作霖授权杨宇霆整顿旧军，杨宇霆以现代军事理论为指导对奉军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改造，整个奉军面貌焕然一新，特别是各级军官都是军校出身。第二次直奉战争，由杨宇霆任总参谋长，统一协调指挥，奉军所向披靡，很短时间就占领了北京、山东、江苏、安徽、上海、南京，这时候整个长江以北均在张作霖的控制之下。 在发展东北地区的经济和各项事业上，杨宇霆所起的作用也是举足轻重的。据宁先生回忆：老帅识字不多，不爱看公文，处理公务只是口头说说，政府的工作，又离不开公文，这几乎都由杨独擅，有些事不请示张，独自办了，张也不怪罪。张的放手，就给杨施展才能提供了机会，当时很多的法律、法规政策，都是由杨牵头制定的，特别是在用人方面，张受杨的影响颇深，重视从外国回来的学理工科和经济方面的人才，张作霖的十大秘书宁承恩等几乎都是这类有学位的知识分子。他很重用学理科的知识分子，就是起用他们搞建设，现在沈阳的许多大工厂，如沈阳市大东区现在的黎明、新光、矿山以及沈河区的五三工厂，那时候就有了规模。东三省其他很多城市，现有的许多大厂子，有许多也是在那个时候，就有雏形的，如翻开一些地方的地方志和厂志之类，就会发现这种现象。当然这不能完全归功于杨宇霆，但杨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在谈及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起上个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一段话：“当一种看问题的方式，如此自信的一往无前时，那就有落入幻觉的危险，即过高地估计了自己这种视角的重要性，尤其是把一种相当限定性的视角，当成唯一的视角。”其实，我们过去看待历史，只是坚持了一种视角，那就是阶级斗争的视角，像张作霖和杨宇霆这样的人当然是一无是处，就是那些“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古代先贤，也无足道哉。如果我们能从东北经济发展史的角度来研究一下东北为什么会成为中国的老工业基地，张作霖和杨宇霆这样人的作为，就不会一概抹杀了折叠编辑本段军旅生涯奉军核心人物杨宇霆，原名玉亭，号凌阁，后改邻葛，1885年出生，法库县红五月乡蛇山沟村人[1]。在奉期间，张作霖任27师师长时，素闻杨宇霆谋智深远，遂任命他为师参谋长。杨宇霆上任后，极力整顿军风军纪，卓有成效，开始得到张作霖的信任和重用。1916年，张作霖任奉天督军兼省长，杨宇霆被任命为奉天督军署参谋长。1918年，直系政府向日本借款4千万元，购买大量军火运抵秦皇岛，杨宇霆建议张作霖劫持这批军火。在其同学徐树铮的配合下，劫械成功。这批军火为奉军装备7个混成旅，杨宇霆一跃成为奉军的核心人物[2]。免后重新启用同年秋，张作霖成立“援湘军”，自任总司令，原陆军次长徐树铮任副司令，杨宇霆为参谋长。杨宇霆任职期间，在同学徐树铮的鼓吹拉拢下，企图发展个人势力，合谋利用奉军名义，冒领军部拨款370万元，招编新兵4个旅。此事被张作霖得知后，免去徐树铮副司令职，并以“勾结外援、内树党羽”之名，将杨宇霆撤职。杨被解职后，任北京总统府侍从武官、西北边防司令部参谋长等职。终因爱其才智，张作霖于1921年重新启用杨宇霆，任命他为东三省巡阅使署总参议的要职，兼三省兵工厂督办。杨宇霆任职期间，东三省兵工厂得以迅速发展，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兵工厂。时人称奉天文有“王永江”，武有“杨宇霆”，成为张作霖的左膀右臂。奠定了张作霖的统治地位。手握有兵权第二次直奉战争胜利后，在张作霖的支持下，杨宇霆出任江苏省督办。但因其骄横自恃，目空一切，还未等站稳，竟被孙传芳组织的5省联军击溃，落荒而逃，失去江南。杨宇霆回奉后，张作霖仍委任他为总参议兼兵工厂督办。1925年，以郭松龄为首的陆大派和以杨宇霆为首的士官派矛盾激化，郭、杨二人势同水火，终演成郭松龄倒戈反奉。郭松龄反奉失败后，杨宇霆假张作霖之命，将郭松龄处死。是年底，在杨宇霆几经周旋密谋下，张作霖和吴佩孚实现联合。1926年2月，张作霖顺利就任安国军总司令，同时任命杨宇霆为安国军总参议。1927年末，韩麟春因病去职，张作霖任命杨宇霆接替韩麟春之职，出任第四方面军军团长，这是杨宇霆首次握有兵权。被杀于老虎厅1928年张作霖被炸身亡，张学良主政东北，大饬整顿改革，取消军师番号，以旅编制。张学良鉴于杨宇霆在其父主政时期一直是东北的重臣，拟任他为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杨宇霆坚辞不就，并和黑龙江省长常荫愧相互勾结，尤其是在东北重大问题上，企图以元老身分左右政局，与张学良背道而驰。1929年1月10日晚，杨、常逼迫张学良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要张学良在任命常荫愧为督办的便笺上签字。这一举动，促使张学良痛下决心，将杨、常处决于“老虎厅”，杨宇霆时年44岁。杨宇霆死后，张学良在得知其家产被亲信李景明、王子明私吞的情况后，将二人逮捕扣压，令于珍、陈兴亚、臧士毅等人组成清理委员会，立案清查。最后，将清查的60万银元加之房产执照等物一并归还杨家。折叠编辑本段祸因起源杨宇霆生于1885年，比老帅（张作霖）小10岁，比少帅（张学良）大16岁，是奉系高层中绝无仅有的秀才出身，又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张作霖在世时，最受重用，长期任奉军的总参议。老帅张作霖皇姑屯被炸猝然过世，少帅张学良一时不知如何安排他，故他的实职只是从前兼任的东三省兵工厂督办。杨宇霆虽然算是个聪明人，可是皇姑屯事变后，在东北扮演着一个危险的角色。既然不满意张学良，又轻视张学良，可是却又在张学良下边任事。杨最不该的是常在人前人后呼张学良为阿斗。对张学良来说，他掌握东北军政大权，内有杨宇霆以悍将长辈自居，外又要应付日本军阀的各种压迫，所谓“主少国疑”，如果不“立威”，是无法站得起来的。所以在当时情势下，杨宇霆有取死之道，张学良也有必杀之心。常荫槐比杨宇霆小3岁，是吉林省的一个官僚家庭里的公子，这难免使那些灰头土脸成为将帅的农民弟兄与他格格不入，也是老帅时代的红人，历任军法处处长、京奉铁路局局长、北京政府交通部次长（总长由总理兼），易帜后，刚被国民政府委为黑龙江省省长。杨宇霆、常荫槐两人鉴于东北大地上的中东铁路归中苏共管，而日本人又一直纠缠着要在东北新建满蒙铁路，向张学良提议：成立一个东北铁路督办公署，以便于集中管理东三省的铁路，由常任署长。杨宇霆、常荫槐2人都是让日本人头疼的人物，按说这是个不坏的主意。但问题是他俩对张学良接任东北一把手的现实一直不满。那时张学良确也不争气，常开着会就犯毒瘾了，便丢下一班叔叔大爷们回房扎针。有时早晨还爱赖床不起（那时，妩媚的赵四小姐已经来奉天当“秘书”），让厅处长们呆在外头恭候。恼怒的杨宇霆以天下为己任，多次教训“学良世侄”。有一次某处长求见张学良不得，找到杨宇霆，杨怒道：“汉卿已承先业，还是这样懒怠，这怎么得了，我去告诫告诫他。”说着便带领那位处长来到张学良住宅问卫兵：“司令起床了吗？”卫兵答：“未起床。”杨宇霆竟直奔张学良卧室，敲着门喊：“我是杨邻葛，快起来，有公事需要处理。”张学良闻声，急忙披衣请杨入座，杨竟以长者的口吻教训张学良道：“各位厅处长有公事待决，等你数日不见，这怎么成。老帅在时，可不是这样。”杨宇霆的这种做法，使张学良实在难以忍受。为此张学良生气地对杨宇霆说：“我干不了，还是你来干吧。”而常荫槐对“小六子”也颇为不恭，以为他不过是个贪色又吸毒的败家子，故公开场合亦颇多烦言。所以当他俩联袂而来且将考虑成熟的方案和盘托出时，年轻气盛的张学良就被彻底激怒了。他强忍不悦，托辞“从长计议”，让他们晚上再来商议。但二位晚上按约返回时，张却命令对杨、常有积怨的奉天警务处处长高纪毅和自己的副官长谭海率6名卫士分两组，将他俩当场击毙于厅内的沙发上！此即震惊一时的“杨常事件”。惯常的说法是，杨宇霆、常荫槐两人朋比为奸，勾结日本人反对东北易帜，故被张学良果断处决。不过张学良第二天领衔向中央政府发出的通电中，并没提到他俩有何卖国罪行，只是含混其词地指责“彼辈奸险性成，日甚一日，近更暗结党徒，图危国家”，等等，都是些没影儿的事。倒是电文前段的“杨常朋比，操纵把持，致使一切政务受其牵制，各事无从进行”，让人念出端倪——原来少帅就是嫌彼二人妨碍自己执政而已。为避嫌，张学良还召见了记者，陈述了“依法”杀杨、常的经过。而南京政府刚得到东北，也不敢追究地方司令长官擅杀省长级官员的责任（国民政府有严禁军人干预政治的规定）。不过奉天百姓似乎看出门道，民间很快便流行着“大帅身亡，杨常而去”的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