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粤港澳大湾区人才交流渠道不畅通
根据《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数据显示,广东省2017年常住人口为11169万人,同比增加170万人,其中珠三角地区增加152.05万人,这表明人口正在向粤港澳大湾区聚集。而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在2018年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发展报告》指出,目前珠三角地区有在站博士后1231人,同时新增博士、硕士数量分别为2793人、42826人,此外具有职称的专业技术人才数量为13797人,珠三角集聚了广东全省近70%的技能人才。近年来,境外来粤专家人数不断提升,2015年全年来粤专家高达12.99万,占全国20.8%,其中港澳专家2.63万人次,占当年来粤专家人数的20.2%。
大量聚集的专业人才迅速提升了粤港澳大湾区唤段烂的城市竞争力。2018年全国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深圳、香港排在第一、二位,广州居于上海之后位列第四。但随着来粤人才的大量涌入,粤港澳地区人才机制不衔接、与实际需要不匹配、政策适应性不强等问题愈加凸显。境外人才职业资质互认制度缺乏也使得律师执业资格、建筑师执业资格等不能互通互认,许多来粤人才面临职业资格审核难等方面的阻碍。
前香港科技大学校长陈繁昌先生在谈到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培育和流动的影响因素时指出,粤港澳大湾区拥有很好的人力资源优势,但由于制度差异,人流物流的自由流动受到阻碍,且由于创业环境的影响,香港的毕业生来内地工作的意愿并不是很强,而香港的教师由于税收问题(在内地停留超过182天,就要交内地的税)以及出入境签注问题,不能在内地长期停留,种种限制条件阻碍燃闹了粤港澳人才要素的自由流动。
2 粤港澳大湾区科技项目合作机制不完善,人才配套措施有待优化和漏
粤港澳大湾区教育资源丰富,科研实力突出,集聚了众多高水平大学。根据2019年QS世界大学排名情况,粤港澳大湾区内拥有4所世界前100高校(香港大学25,香港科技大学37,香港中文大学49,香港城市大学55),此外还拥有43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其中珠三角地区26个,正在建设中的有4个,香港有6个,澳门有1个国际实验室与1个国家重点实验室。雄厚的科研实力奠定了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基础,但受限于政治制度壁垒与行政界线隔阂,粤港澳三地科技合作面临着严峻的制度制约,合作行政审批程序也相对繁琐,因而难以有效形成项目合作中的矛盾和利益纷争的共同调处和解决机制。
问题协调机制不成熟导致的科研经费跨境使用困难、科研设备出入境成本过高、科研人员收入重复征税等问题,阻碍了粤港澳科研合作和学术交流的深度发展融合。此外,由于粤港澳大湾区内“一国两制”的特殊政治环境,三地科研项目合作的行政审批制度差异过大且衔接困难,涉及三地协同合作的科研项目审批程序繁琐、耗时过长,不仅影响了科研项目的实效性和市场灵敏度,而且也降低了合作方的工作效率和合作热情,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深化教育和人才合作的阻碍。《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吸引国内外高层次人才的聚集。
但当前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引进与激励的配套措施仍有待优化,宜居宜业宜游的人才环境也尚未形成。近年来,广东省在港澳高端人才引进上大胆尝试,出台系列人才激励政策,如广州市的“羊城人才计划”“红棉计划”;深圳市的“鹏城英才计划”“鹏城孔雀计划”;珠海市、中山市的“英才计划”;惠州市的“人才双十计划”;东莞市出台的“特色人才特殊政策”等,通过经济补贴、社会政策优惠等方式,广泛吸纳符合城市发展需求的精英人才。
针对港澳地区的人才,广东省还出台了相关优惠政策,如横琴自贸区“港人港税、澳人澳税”的政策使在横琴工作的港澳居民可享受与港澳趋同的个人所得税负。但是,粤港澳大湾区内港澳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社会福利制度发展较为完善,基础公共服务能力供给能力强,而且三地的社会政策无法对接,制度落差导致大量港澳人才不愿前往内地工作,而部分在粤工作的港澳居民也只能通过频繁的两地往返以满足公共服务需求及消解异地工作的孤独感。
因此,如何弥补粤港澳大湾区人才激励政策措施在范围、内容、具体落地等方面的制度不足,建立大湾区在教育培训、科技研发、法律、税收等方面的良好合作供给机制,切实保障境外人才的落户、社会福利、子女入学等实际需求,使港澳及海外人才能够真正在大湾区内扎根生活,将是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科研项目合作与人才引进的重点问题。
3 产学研有效对接的科研合作平台尚未形成
从目前世界三大湾区的产业特点来看,纽约湾区是“金融湾区”,旧金山湾区为“科技湾区”,东京湾区为“产业湾区”,虽然定位各有不同,但都十分注重科技研发,加强与湾区内高校科研机构、实验室、企业科研机构的合作,推进世界一流产业群的“抱团创新”。目前粤港澳大湾区拥有两院院士145名,港台地区及欧美国家院士32名;拥有20家世界500强企业v>以及两万多家高新技术企业,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10.87万亿元,占全国经济总量的九分之一,初步具备建立国际一流科技湾区的能力与基础。
但在高校科研力量合作、打造区域大学科技园联盟方面还需进一步加强,尚未形成“高校—科研院所—企业”有效对接的科技创新平台。香港高校国际资源丰富、科研项目多,能够更便利地对接世界前沿科技成果,但长期与内地的行政分离,也间接导致香港的科研机构对内地的企业需求、产业发展等知之甚少,难以有效补充内地产业发展的技术空白。目前珠三角产业集群发展模式依然面临产业转型困难、产品技术含量低、缺乏国际市场竞争力、品牌效应不突出等问题。由于信息交流渠道不畅通,珠三角企业难以接触和引进香港先进技术,往往舍近求远,与国外科研机构合作,粤港澳发展成果和产业需求不匹配,也就无法形成“知识链—技术链—产业链”的创新科技体系。
4 创新科技合作体系尚未形成,科技成果转化不畅
近年来珠三角城市纷纷加强科研成果转化的产业生态和体制机制建设,深圳市通过与腾讯、大疆创新等高科技企业的紧密合作,使其位居全球性创新活动活跃城市的第二位。此外,深圳市也在积极探索与港澳地区的科技合作与交流模式,广泛开展合作办学项目,如与香港中文大学合作建立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区等。但目前,港澳高校与珠三角企业的科技合作仍较为零散,科技成果转化不畅,未能形成创新科技合作体系。根据《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发展报告》的数据显示,2016年广东省技术合同项目数为42011件,这一数值远低于北京、江苏、山东和上海等地,表明广东省的技术输出与吸纳能力还有待加强。
其原因包括:第一,粤港澳大湾区尚未建立专门处理科研合作过程中利益分享和冲突调处的公共平台和协商、协调机构;第二,科技信息平台和公共技术共享平台缺失,科技成果的有效转化不足;第三,粤港澳三地在科技孵化、设备共享、资格认证、产品中试、市场投放等环节的壁垒依然存在,政策的差异以及市场信息流通不畅,使得粤港澳创新资源难以整合;第四,风险基金、社会资金的支持和服务不够。产品从研发到投入市场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除了投资渠道单一、服务机制不到位等问题外,政府缺乏有效引导及产品研发配套机制的不完善,一些需要较长研发时间的科技产品常出现研发资金不足导致项目破产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