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
对于太平天国金田起义的成因，史有多论。流行的说法是：认为洪秀全在1836年第二次科举失败后愤怒之下，就立下造反志，因此得了一次大病，病愈后则有了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的思想，并且在这种思想指导下，1843年，在第三次科举落榜后便创立了拜上帝教，以便掩护组织发动武装起义。还视洪秀全的《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三篇文章为太平天国武装起义的理论文献，因而把太平天国金田起义的成因首先是由于洪秀全有思想、有理论、有组织的一次预谋。因此，洪秀全的头上就有了耀眼的光环，说他是近代中国的农民起义当之无愧的领袖、是一代历史伟人，是中国革命的先驱。 历史果真是这样的吗？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判断历史离不开史实，我们还是从太平天国自己的文献来判断其史实，还其历史本来面目吧。 （一）洪秀全创拜上帝教并非为了发动武装起义 其实，由洪仁玕口述、韩山文成书的《太平天国起义记》和太平天国印书《太平天日》已经详细地、真实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象一般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一样，热衷功名，走科举仕途的道路，希望荣登皇榜，光宗耀祖，弄它个一官半职，出人头地，吃朝庭俸绿，衣食无忧咐缺陪。洪秀全从其16岁以后的15年当中，他先后4次赴省城广州应考，但总是名落孙山。是他无文才吗，不是。其县试“每场榜名高列，惟道试不售，多有抱恨”（《洪仁玕自述》，见《太平天国》第二册页847）。失意之下怨天忧人的牢骚，情绪激昂的诅咒当局，这是人之常情，值不得大惊小怪。而洪秀全因“不能一举成名以显杨父母”（《太平天国起义记》见《太平天国》第六册页840）比一般常人尤甚，两次科场的失败，他愤懑得神智絮乱，得了光怪离陆的“异梦”。但他对科举仕途仍未死心，1843年第四次又赴省城广州考试，同样又是名落孙山。落榜的一再打击，他对科举仕途才完全绝望，从此与科举分道杨镳。明知不可为而不再为，仍是洪秀全明智之举。 洪秀全与科举决裂之后，静下心来，故得以潜心细读第三次赴省城赶考时得到的梁发的《劝世良言》，并从这里找到了一点自慰，“觉书中所言与梦中所见会相符之处甚多······彼觉已获得上天堂之真路，与及永生快乐之希望，甚为欢喜。”（《太平天国起义记》，见《太平天国》第六册页846）自鸣得意之下，遂按书中方法自行洗礼，“对上帝祈祷，许愿不拜事邪神，不行恶事，而恪守天条。”（《太平天国起义记》，见《太平天国衡蠢》第六册页846）从此，洪秀全开始了独拜上帝，丢弃去孔子牌位的上“天堂”之第一步，并逢人便侃侃而谈，滔滔不绝地向人“宣讲拜偶像之愚蠢及罪恶，与及信拜真神上帝之要。” （《太平天国起义记》，见《太平天国》第六册页847）这是洪秀全拜上帝的伊始，那有半点火药味 （二）洪秀全、冯云山当初第一次进入广西是并非为了寻找一块准备武装起义的根据地. 答案是肯定的。要弄清这一问题，先看洪秀全、冯云山是在怎么样的情况下出家远游，最后到达广西的。自从洪秀全、冯云扮者山决心敬拜真神上帝，不敬事孔子及祖宗等代表中国封建权力的偶像，则引起了别人的讪笑，而族中父老则拭目以待。到了1844年正月客家人的元宵上灯节，竞因这一问题与父老们闹翻了。尔后，又“与其几个新信徙既不事偶像，又将书塾中之孔子牌位除去，故本年皆失去教席。彼等家计贫困，无以为生，于是蓄意离乡，其所受之影响，即圣经之句，从未有先知受人尊敬于本乡及家中的。彼等决心远适异省，到各村镇宣传真道”（《太平天国起义记》，见《太平天国》第六册页851）。尊孔是中国封建社会读书人开蒙的第一课，而洪秀全、冯云山身为教书匠，却把师祖爷孔子的尊像丢弃，自然就失去了赖以生计的教籍。失去了赖以为生的教籍，又与父老乡亲多有不合，只有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了。为此，洪秀全遂携冯云山、冯瑞嵩、冯瑞珍开始云游四方布道的历程。他们并非先到异省，而是先到广东省的顺德，无果而归，后又历经南海、番禺、增城、从化、清远、逐江、阳山、连山、八排、南江口、蔡江，沿途靠贩卖笔砚难以糊口。在吃食无着落、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洪秀全才遂产生“如今不若到广西去”的念头，遂由蔡江取道珊逢、石田、荔枝铺、金庄、南丰、鱼涝、封川、戎圩、藤县、大武、木乐、南圩，遂于1844年农历四月初五（公历5月21日）到达贵县赐谷村洪秀全表兄黄盛均家（《太平天日》，见《太平天国》第二册页643——644）。这是洪秀全、冯云山第一次进入广西的经过，与其说是为了拜上帝教会寻找一块准则武装起义的根据地而来广西，不如说是为了生活所逼而进入广西更切合当时历史客观实际上。 我们再来看洪秀全第二次来广西的背景。在如何看待洪秀全、冯云山入桂后不久的第一次分手，在太平天国史研究中，有的论著说他们入桂后的分手是革命的分工，即一个返回广东老家进行革命理论的准备；一个即留下，继续为创建武装起义的根据地。因此得出：洪秀全带着革命的理论第二次入桂。其实不然。 洪秀全、冯云山第一次入桂，在赐谷村居住，洪秀全的表兄黄盛均并非富有人家，突增洪、冯两张觜，时间一长，坐吃山空，使本来已经捉襟见衬的黄家，更倍觉艰辛。因此，洪秀全见其“表兄家苦，甚难过意”因与冯云山“语言拂逆”（《太平天日》，见《太平天国》第二册页644）。劝人入教信仰真神上帝教花费了不少口舌，苦也吃够了，却无人顶礼膜拜，现在生活没着落。在这艰难险阻面前，先前结伴同来的冯瑞蒿、冯瑞珍俩兄弟早在粤境时已经打退堂鼓返回家乡，现在最后到达广西的洪秀全、冯云山俩又相互闹起矛盾，性格激烈的洪秀全撤下冯云山不顾，连夜走人，谁也劝不住，黄家表兄只好连夜摸黑将其送到浔州府城。第一次入桂的洪秀全、冯云山就这样不欢而别了，谁也不管谁。此时，拜见上帝教真如鸟兽散。洪秀全自己一人在浔州盘桓了月余，自以为冯云山已回广东，也取道东归。“迨回抵原籍始知云山仍未归，乃大为失望，而且又极难安慰云山之母及妻，因彼等满以为可从秀全处得知云山消息，但秀全偕其同出共履险途，而不与同归，又不知其概况，乃大为不悦。” （《太平天国起义记》，见《太平天国》第六册页853） 洪秀全、冯云山第一次入桂因“语言有拂逆”而负气走散，这那来什么准备武装起义的谋略分工？“1845、1846年两年内，洪秀全留在家中，仍然执教鞭为业。在此期间他曾做数篇文章，问答及诗歌，均发挥宗教真理者。如百正歌、原道救世、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各、改邪归正等篇，其后增加内容，大都编入后来在南京印行之太平诏书。” （《太平天国起义记》，见《太平天国》第六，页853）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训》并非洪秀全原著，而是“其后增加内容”的修改稿。值得一提的是，这几篇文章印行时，太平天国已经定都南京，为了政治、军事斗争的需要，理所当然要增加为当前斗争所需要的内容，要不就失去了发行的意义。可以说，第一次从桂返回家乡的洪秀全，其所作的著作，只不过是发发其所认识的宗教理论而已。所以说，洪秀全、冯云山出游传教到达广西，从赐谷村闹别扭负气分手各散东西，是连太平天国本身文献也铁定的事实。绝非有的后人所美化的那样：第一次入桂传教分手是：一个返回老家广东，进行革命理论的准备；一个则留下，继续创建武装起义的根据地。 历史的记载是这样的：第一次从桂返粤的洪秀全，可以说是专心致志的准备做一个拜上帝教的传道士了。你看他又是专心致志地撰写拜上帝方面的宗教文章，又是千方百计地去投拜西洋传士为师，以求得正统。1846年冬，洪秀全皆与族弟洪仁玕到广州，投在美国传教士罗孝全门下求洗礼。但罗孝全的“黄姓助手二人：一名黄爱，一名黄乾，大概见秀全才能出众，恐其受洗礼后，即行受聘于罗牧师而自己必致失业，因此设发行陷害秀全，使其迫而离堂自去，免受洗礼，奸计果然成功。”罗孝全对洪秀全“乃不悦，于是决意将为其施洗礼一事展期于漫无一定之将来。”（《太平天国起义记》，见《太平天国》第六册页855）等洪秀全“觉得自己中了黄姓二人之奸计，但知之太晚矣。因自己在广州不能维持生活，而又不知何时方可得受洗礼，于是决意离粤而往广西，不再候外国传教士施洗礼矣。” （《太平天国起义记》，见《太平天国》第六，页855）这样，才有了洪秀全第二次入桂之行。说第二次入桂的洪秀全是有准备的带着《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三篇革命理论，再到广西来组织武装起义之说很难令人信服。如果洪秀全当时在广州得到了美国传教士罗孝全的洗礼，无生活之忧，试想，洪秀全还有第二次入桂之行吗？因此，客观地说，洪秀全的第二次入桂之行，仍是他“在广州不能维持生活”所逼上梁山的，是不得已的行为，并非有的后人所美化的那样，洪秀全带着三篇革命的理论、武装起义的密谋而入桂。 再说冯云山之入紫荆山区。 冯云山随洪秀全抛妻弃子，离家外出传教，从广东到广西，没有结果，生活无着落，与洪秀全“语言有拂逆”，俩人不欢而散，冯云山大有“无颜见江东父老”之愧，遂“专心致意于传教事业，决不回粤，而留在广西……在浔州附近，彼偶见所相识之工人数名，乃随同到紫荆山地方……逾数年，热心传教，成绩极大，至多人信教，甚至有全家全族来领受洗礼者。此等新教徒即自立一会结集礼拜，未几，远近驰名，而成为‘拜上帝会’” （《太平天国起义记》，见《太平天国》第六册页852——853）。这时，如果有武装起义的原约，冯云山理应将这一组织发展情况及时地转知原约组织者洪秀全。但冯云山只是在紫荆山地区积极传教而已，没有半点信息传给洪秀全，大有老子不相往来之嫌。从这也可以证明，洪秀全、冯云山原来并非密谋过武装起义，大家都是独一真神的忠实信徒，一心一意为上帝传教，无须联系，有无联系都一样。 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冯云山在广西组织拜上帝教会，发展信徒都是不分男女老少，只要信奉拜上帝，不尊孔子和祖宗偶像牌位，不事拜其他神像，举行一定仪式就可以成为拜上帝教会组织的信徒。如果说创立拜上帝教会是为了组织反清的武装起义的话，作为知诗识礼，通古晓今的组织者冯云山，在发展拜上帝会成员时，首先应考虑到武装起义后的斗争环境，即入会者在揭竿而起时，个个都可以拿起武器参加杀敌战斗，成为一名能征善战的军人。但冯云山在荆山地区发展拜上帝教会时，是不分大人小孩，全家都可以参加。结果到了形势逼使拜上帝教会举义旗时，造成了随家属过多的问题，连反动派也惊之为“自古叛逆者，无妇女并掳者，亦未闻行军以千万妇女随行者。”（《贼情汇纂》，见《太平天国》第三册页271）拜上帝教会这种不能成为军人的随军家属所占的比例相当大，超过总人数的三分之二，而且大都是老幼残弱。对这部分人，拜上帝教会是“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思想主张，是不能弃之不管的，故天王命令：“总要个个保齐，同见小天堂威风”（···？）这样，太平军非但不能增加战斗力，反而为了保护他们而削弱了战斗力。事实上，正是太平军背着众多的随军家属这个沉重的包袱，使太平军行动迟缓，有时极大地影响了战略的转移，在广西造成了多次被围困，险些被“聚而歼之”的危险就是明证。 再是，拜上帝教会曾把“戒杀”作为一条严格的纪律。《天条书》规定：“第六条不好杀人害人。杀人即是杀自己，害人即是害自己。凡杀人者犯天条。”武装起义不开杀戒不是自欺欺人吗？，既然“戒杀”，那武装起义从何说起？由此又可见。洪秀全、冯云山当初创立、组建拜上帝教会本意并非为了举行推翻清王朝的武装起义，只不过是劝人行善的信拜唯一真神皇上帝而已。说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冯云山创建拜上帝教会组织，是为了举行推翻清王朝的武装起义，历史似乎难以成立。 洪秀全、冯云山最后一次入桂也没有武装起义的准备。 这里，要回顾一下洪秀全、冯云山最后这次入桂的背景。史料记载，原来洪秀全第二次入桂，他做梦也想不到原先因“语言有拂逆”不欢而别了两年多的冯云山，已经在广西桂平紫荆山和金田地区创建了拜上帝教会，并且拥有会众二千多人，洪秀全喜出望外下，头脑发热，过高地估计了拜上帝教会的力量，急不及待地向四乡的封建神庙宣战，亲率会众将所有的神坛偶像统统捣毁。这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特别是捣毁紫荆山的雷庙，直接与当地的地主阶级发生了冲突。雷庙是紫荆山地主分子、秀才王作新父子倡建的。王家在当地是有功名的，在封建社会倡建神庙，像征着自己在一方的权威，而现在竟有人敢将代表权势的雷庙捣毁了，这无疑是无视自己的权威，将自己打翻在地，这还了得！平日只有自己骑在别人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现在岂容他人在自己的头上拉屎撒尿。公报私仇，乃当权小人妙法。王作新马上状告洪秀全、冯云山造反，恨不得将洪秀全、冯云山及其会众满门抄斩。王作新两次将冯云山押送桂平县衙治罪，第一次在押送往桂平县城的半路上被卢六率会众营救回；但第二次王作新耍了花招，用花轿押绑送冯云山和拜上帝教会骨干卢六，骗过了拜上帝教会会众，从紫荆秘密押到桂平县衙，知县王烈不分清红皂白，将冯、卢俩人收押在狱，并严刑拷打，逼其就范。在严刑逼供下，卢六惨死狱中。冯云山是紫荆山、金田地区拜上帝教会组织的缔造者和实际上的主持者，在会众中有崇高的威望，他的被捕，在会众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如果说洪秀全、冯云山是有意识地组织拜上帝教会来进行武装起义的话，那么，“官逼民反”，洪秀全这时振臂一呼，应者云集，那不是恰到火候了吗？但洪秀全并不是这样做，而是“当此困难之时，秀全忆及两广总督耆英已奏准清皇帝许可中国人、外国人，信仰及宣传基督教。既与紫荆山各兄弟熟商之后即自回广东意欲入禀总督请求释放因传教而入狱之两友。到广州后乃由朱道处得闻耆英刚于十日前晋京去矣。”无奈，洪秀全只好无功而返桂。那知回到金田后，才知冯云山出狱已回广东老家了。这样，洪秀全又勿勿东追冯云山而去。他们这些行为，怎能证明自己当初入桂是为了组织武装起义的呢？ 为了营救冯云山，紫荆山拜上教会会众筹集重金贿赂通桂平县官，“此时卢六已瘐死狱中。县官于是派差役二人将云山押解回广东原籍，俟到家后始行释放。冯云山在路上常与两差役侃侃谈道，词意感动二人。行不到几里，两人即畈服其教。二人不特意愿即时释放云山，而且愿抛弃差事跟随云山到紫荆山入会。未几，二人即受洗礼为教徒。各兄弟再见云山，十分欢喜，即杀牛宰马，献祭上帝，以谢天恩。” （《太平天国起义记》，见《太平天国》第六册页861——862）如果说，一个早怀武装起义的反清组织，因其领袖被关押不便举旗，那么，待领袖被放，正谓是虎归山、龙入川，大兴风云的时机到了！但冯云山“闻知秀全为营救自己而返粤，自己亦即首途回粤。抵花县后，又悉秀全已回桂矣。当秀全复到紫荆山之时，即知云山已被释放出而回粤，彼又即行东下回花县。1848年十月（阴历）洪秀全、冯云山两人始在花县会面。” （《太平天国起义记》，见《太平天国》第六册页862）他们连自己苦心经营的拜上帝教会根据地也不管了。洪秀全、冯云山脱离了拜上帝教会的根据地紫荆山，就像鱼儿脱离水面一样，还能掀起什么大风浪，武装起义从何说起？尔后，在半年多的日子里，洪秀全和冯云山两人只是在家乡的山头上常相会，“淡论广西拜上帝会事”并未密谋起义。后来，在友人的资助下，两人再入广西，“初未预料此行遂与家人成永别也”（《太平天国起义记》，见《太平天国》第六册页866）。如果说，此行象许多历学家说的那样，洪秀全与冯云山此行入桂是准备武装起义的话，应有成功与失败的思想准备，失败了自然要与亲人永决，不可能“初未预料”。可见。洪秀全和冯云山最后一次入桂，仍然没有武装起义的思想准备。 那么，是谁策划了这场震撼世界的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呢？事情还得从冯云山出狱后东归原籍花县，洪秀全从广州返桂，见冯云山已得释放并已经回粤自己又勿勿东归故里，他们俩人在家乡一呆就是半年多说起。 先是冯云山被押送入狱，待会众将其营救出狱，他撒下紫荆山拜上帝教会中的事务不管，东归去寻洪秀全了。这时，紫荆山拜上帝教会因冯云山的入狱，在地主阶级的压迫下，内部出现纠纷，将要出现分裂。洪秀全、冯云山“当其回粤时，拜上帝会中屡有奇事发生，因而在兄弟中生出纠纷及有分裂之象。缘当众人下跪祈祷时，忽有人跌在地上不省人事，全身出汗。在此昏迷情状之下，其人似乎有神附体，口出劝诫、或责骂，或预说未来之事。其言常是模糊，听不清楚，或则为韵语。兄弟等有记绿其较为重要之词句者，至是尽以呈秀全鉴察。答全乃按真理以审察各条而判办各人之言孰真孰假。如此，乃证明杨秀清之言谓：‘此等词句一部分是由上帝而来，一部分是从魔鬼而来的’。”“在此等神言中，其最重要而经洪秀全审为真者，乃杨秀清萧朝贵二人之言。” （《太平天国起义记》，见《太平天国》第六册页866）斗争的实践推出了他们的领袖。这时两位核心人物出现了，就是杨秀清和萧朝贵。杨、萧利用浔州一带流行的“降童”现象，代“天父”、“天兄”传言，团结了会众，避免了一场来乍自内部的分裂。这样，杨秀清、萧朝贵成了紫荆山地区拜上帝教会的实际领袖。这时，紫荆山斗争形势的发展，可以说，没有洪秀全和冯云山俩人在，也会按照斗争发展的轨道前进——会举行金田武装起义。因为杨秀清、萧朝贵已先于洪秀全、冯云山效法历史上陈胜、吴广古庙狐叫、鱼腹丹书主宰了拜上帝教会组织的一切指挥权。从现有的史料来看，杨秀清和萧朝贵在代“天父”、天兄“传言”时，是完全立足于不依靠洪秀全、冯云山思想基础上的独立行动。可以说，如果没有杨秀清代表“天父”、萧朝贵代表“天兄”的传言，就不会有后来的太平天国事业。因此，洪秀全在天京内讧，韦昌辉杀了杨秀清后，曾指指责韦说：“尔我非东王不至此荣华富贵！”（张尔南：《金陵省难纪略》，见《太平天国》第四册页704）这就是明证。待洪秀全和冯云山最后一次入桂，面对的是广西拜上帝教会已经在新的斗争形势下产生的新领袖的局面，只能是：站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除此之外，别无他途。但洪秀全是拜上帝教会的创立者，又持有《太平天日》这一神权，其教主地位是不能抛弃的，那冯云山这位紫荆山拜见上帝教会的实际组建者，就对不起了，你只能退到“天父”和“天兄”的后面，名列第四。这也是洪秀全、冯云山在创立拜上帝教会之初还没有武装起义思想的明证。 （三）拜上帝教会金田起义的成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