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是中国近代一支特殊的军事政治力量,其深刻的社会根源是由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的。 (1)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为建设一支新式军队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2)清廷在连年“内忧外患”的交迫下,把“筹饷练兵”作为救命符,袁世凯及时抓住晚清政府编练新军的时机,发展了北洋军阀的势力。 但某些部分在睁喊一定时期带有不同程度的资产阶级性质。
过去有一种意见认为北洋军阀的阶级基础是大地主大买办阶级(注:荣孟源悉空野:《要重视西南军阀史的研究》,见《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第二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关于大地主阶级方面有具体史料可证,但所谓“买办”似指北洋军阀集团代表了帝国主义的权益,我认为这是强调了它的政治内涵,而作为社会的阶级基础应该根据经济地位来判断。因此,可以认为北洋军阀集团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是政治买办;而买办阶级亏逗似乎不能作为北洋军阀集团的社会基础。
另一种意见是以地主资产阶级为基础。北洋军阀含有资产阶级性质这一点是可以被接受的,但却应注意时期与阶段问题。它之带有资产阶级性质大体说来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开始,所以不能把二者并列。北洋军阀集团的专制统治和连年混战,对于资产阶级的利益是有所伤害和触动的。商人在混战中由于运输物资被扣,厘捐关卡勒索,市面不稳,币制混乱等等而感到不便,甚至蒙受损失。即使如既是实业资本家,又是政府官员和资产阶级政治代表的张謇也都怨叹其处境是“若乘漏舟在大风浪中,心胆悸栗。”(注:1914年12月家书,见《张季子九录·专录》卷9。)所以北洋军阀集团代表资产阶级的比重是值得研究的。 虽然在国内政坛,政治格局变动频繁,但也没有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甚至还开放了言论自由,否则也不会出现报社多次弹劾总统的情况,而北洋集团对工业与教育较为看重,并通过整顿军纪以求不激起民愤,而在国际舞台,袁世凯通过拖字诀成功将二十一条缩减至不到六条,并扬言与日本二十年后抬头再见,实属幸甚至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