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任抗日义勇军总指挥
1932年初,关玉衡为了实现自己抗击日寇的宏愿,化名国尔家,从北平到上海参加了东北义勇军后援会,任委员,负责辽北蒙边抗日义勇军的后援工作。6月,改名郭尔佳,化装到哲里木盟开鲁县,同辽北蒙边宣抚专员高文彬共同努力,先后建立开鲁后援会和辽北蒙边抗日义勇军。关玉衡任右路军指挥,高文彬任义勇军第五军司令。
右路军约1500人,系由原热河省保安队和蒙旗保安队组成。部队缺乏正规训练,装备差,枪械、弹药、马匹、军粮严重不足,官兵们每日仅靠煮几穗青苞米充饥,体质弱,战斗力不强。关玉衡立即向上海后援会总部求援,很快使全体官兵脱掉破旧的棉袄、皮袄,换上崭新的单军装和草帽。随后,关玉衡着手整顿部队投入训练,但很快被日军发现,连续派飞机对部队驻地狂轰滥炸,甚至施放鼠疫毒菌,致使开鲁县城鼠疫蔓延,每天有数十人死亡,部队亦有减员。面对贫困和死亡的威胁,有人退缩了,开了小差。关玉衡坚持与官兵们同甘共苦,照常操练,稳定了官兵的情绪,待机打击日寇。
8月,后援会决定攻打通辽,由关玉衡、高文彬指挥。31日凌晨3时30分,义勇军发起总攻。高文彬率800余人从城西门诱敌深入,进行袭击;辽北蒙边第一路骑兵司令李海山率部由北门向南门进攻;第二路司令刘震玉等率部从东门进攻。义勇军官兵奋不顾身,英勇冲杀,激战至下午3时许,营长谢国忱率大刀队200余勇士,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搭起人梯翻墙而入,纷纷挥刀向日寇猛砍狠杀,砍死日军60余人,大刀队员伤亡8人。激战至晚9时许,日军调来伪军2000人增援。义勇军遂决定停止攻城,撤回余粮堡。是役,共毙敌170余名,缴获枪支200余支。
10月4日凌晨4时,义勇军李海山、刘震玉率部兵分两路,再次向通辽发起攻击,与日伪军激战一昼夜,击毙日军大佐1名、士兵30余人,于翌日5时许攻占通辽小街基。是夜,在日军的反扑下,小街基失守,义勇军撤出通辽。
10月6日,关玉衡紧急筹集子弹5万发送到李海山、刘震玉所属部队。是日晚10时,义勇军向通辽发起第三次攻击。此时,守城日军调集坦克、装甲车和重兵扼守城内各主要路口,戒备森严,阻击火力猛烈。义勇军没有重武器,只能用步枪、手榴弹向敌人进攻,击毙日军70余人、伪军90余人。激战至翌日凌晨4时许,义勇军主动撤出战斗。
早在义勇军第一次攻打通辽后不久(9月5日),关玉衡就在余粮堡召开纤宴军事会议,决定攻打辽源(郑家屯)。10月26日,辽源守城伪军田兴涛、于海川秘密派特使面见关玉衡、高文彬表示:“且情愿作内应,并作各巷口引导。”关、高遂决定于27日凌晨2时许,向盘踞城内的日军发起攻击。高文彬率部从西南攻人城内,直至柴市,被日军设置的铁丝网工事和猛烈的火力所阻;李海山率部由城南沿铁路向城内进攻;刘震玉率部由城西进攻;白梦梅率直属独立支队进攻火车站,烧掉一座库房;城内伪军即举兵策应。日军顿时大乱,窜入各炮楼顽抗,双方激战,火力异常猛烈。至下午1时,日伪军1500余人赶来增援,从南、北两面用炮火向义勇军猛烈轰击。随后,日军又出动飞机20余架飞临义勇军阵地上空轰炸、扫射,义勇军伤亡 很大。血战至下午4时,日军以南北夹击之势,企图围歼义勇军。为避免 遭受更大的伤亡,关玉衡果断地命令部队撤出战斗,率队进入康平县,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是役,毙敌340余名。
辽北蒙边抗日义勇军夜袭通辽、辽源,重创日军,震惊敌伪,吉热辽边人民群众受到很大鼓舞。北平后援会送来4万元慰问费,补给部队制做冬 装,同时决定任关玉衡为辽北蒙边抗日义勇军左、右路军总指挥。翌年1月,关玉衡指挥义勇军2000余人,乘夜幕突然包围巴拉沈营子日军营地,随后发起突然袭击,以优势兵力打了个漂亮的歼灭战,全歼日军70余人,缴获大卡车1辆、枪支60多支。
1933年2月21日,日军以通辽、绥中为基地,分三路进犯热河,北侵开鲁,南攻凌源,中犯朝阳。2月末,开鲁、赤峰等地相继沦陷;3月4日,省会 承敬竖答亮慧德失守,热河抗战失败。
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在《何梅协定》签定后,为取悦日本侵略者,下令解散东北抗日义勇军。关玉衡部撤至古北口时,被国民党军刘汝明部缴械后遣散。关玉衡怀着极其悲愤的心情只身回到北平。
国民党对他欲加之罪。
抗日之志难酬
关玉衡回到北平后,何应钦等亲日分子指责他处死中村震太郎“是破坏中日邦交,是引起日本出兵东北的罪魁祸首”,主张逮捕法办。关玉衡对这些抗日有罪、爱国有罪的谬论十分气愤,数次去国民党驻北平军分会申述,不料反被军警扣押。后来,由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等爱国组织多方营救释放。此间,他的夫人因忧劳过度病逝于北平。他将三个年幼的孩子送进北平香山慈幼院,临别时,深情地对孩子们说:“爸爸抗日去,打走了日本人,领你们回家乡。”
1935年,蒋介石调东北军去西北“剿共”。9月,张学良到达西安,东北流亡在各地的爱国志士也随之前往。翌年初,关玉衡也来到西安晋见张学良。张学良拍拍他的肩膀风趣地说:“你的头还长在肩上,为你干一杯吧!”随后,下令委任他为东北军驻西北军联络参谋,兼横山县县长。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24日,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张、杨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八项主张。关玉衡甚为兴奋,胸中又燃起抗日之火。他满怀爱国热情,组建了横山抗日后援会,亲任会长。横山抗日后援会实际上是中共衡山地下县委,县委张书记任后援会 副会长,关玉衡的副官王宗元亦是共产党员。关玉衡暗中向吕正操部送过马匹和枪支;与榆林地区八路军办事处达成修建横山至榆林公路的协议。国民党下令让他搜查共产党重要负责人的家,他走了过场,上报“没有可疑之处”。他还积极训练县保安队、民团,准备抗日武装。
1939年,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前夕,关玉衡遭到国民党特务的诬陷,被解除县长职务。不久,地下党派人将他接到绥德三五九旅,看到了在警备团工作的大儿子关松军。父子重逢,悲喜交集。17岁的松军对他说,是为了打日本参加八路军的。他高兴极了:“好,这才象我的小子,好好干!”
关玉衡怀着重返抗日前线打回家乡的急切心情离开绥德到西安,但国民党拒不安排他的工作。为生活所迫,他先后到新疆、北平、南京、桐陵等地做一些临时性的工作谋生。
称他为“爱国军官”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当日凌晨,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天险,彻底摧毁了敌人苦心经营的长 江防线。4月23日,解放了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此时,关玉衡在桐陵县任田粮管理处长。
是年冬,在南京军管会的安排下,关玉衡怀着焦急、幸福的心情,回到阔别17年的哈尔滨与家人团聚。1953年,回到家乡宁安。在党的关怀下, 他被选为黑龙江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宁安县政协委员,还参加全省少数民族代表团到北京参观访问,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合影留念。周恩来总理亲切地称他为“爱国军官”、“爱国民主人士”。关玉衡激动万分,满怀深情地说:“共产党的阳光普照着各族人民的心。”
1965年,关玉衡病逝,享年68岁。
我国少数民族作家乌·白辛同志亲题挽词,寄托哀思:
“生何欢,生逢乱世,血雨腥风,生灵涂炭,恨青山失色。塞北男儿,壮怀激烈,誓马革裹尸,冰霜铁甲,拔剑斩敌酋,白山峰火始于足下。纠纠武夫,肝胆照人。回首当年,驰骋洮儿河畔,看白浪滔天,应千年无愧。
死何畏,恰得其时,环宇澄清,人间改色,喜碧海讴歌。江南归叟,勤修史册,效龙飞凤舞,历数晨星,挥毫论功过,黑水尘烟跃然纸上,彬彬文士,鞠躬尽瘁。放眼来日,安仰牡丹江畔。听松涛韵语,亦万古安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