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可真是个问题,不是一句两句话就能说得清的。我搜索了一下记忆库,然后进行归纳总结,对他做了如下的回答—— 天津和武汉一样,在中国近代史上都占有一席之地——这样说,当然是给他以自尊。武汉地跨南北,是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地,又在1927年当过不到一年的武汉国民政府首都,发生过“宁汉分裂”和“宁汉合流”等重要历史事件,当然还有抗战初期的武汉大会战,这些都说明武汉在近代史上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那么天津呢,它虽然不如武汉的历史来得更为深远,但在近代史上其举足轻重的特殊地位却是任何城市代替不了,“五千年看西安,一千年看北京,近代百年看天津 ”,这句话在史学界已成为共识。 首先说举足轻重。这主要得益于天津在北方特有的门户位置和优越的地理条件。由于天津港是天然良港,同时又具“地当九河津要,路通七省舟车”之利,在经济上向内陆发展的腹地非常广阔,从而形成北方最大的贸易港口,也催生了早期工业的萌芽在此生根,使天津成为华北乃至中国工业的摇篮,现今坐落在运河边上的三条石地区就是中国铸铁和机器制造业的发源地。 1840年《南京条约》签订后,各国列强始终垂涎天津独特的地理位置。 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天津被迫开埠,各国列强争先恐后把天津作为倾销商品、掠夺资源和输出资本的重要基地,并先后强划了15平方公里的土地作为租界,面积之大,涉及的国家空帆弯之多,历时之长,在全国都是首屈一指,成为独立于中国行政和法律之外的“国中之国”。也正因为此,天津才有“万国建筑博览会”之称,同时也使天津成为近代殖民政治、经济、文化的聚合地。那时的天津,是仅次于上海的中国第二大工商业城市和北方最大的金融商贸中心。 再来说特殊。这里主要有两重意思:一是清朝末期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后,国人在挨打中逐渐清醒,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派”开始占了上风,其代表人物李鸿章也看好天津这块靠近京畿、位置优越的地方,这就使天津在被动地成为中国北方对外开放的前沿同时,还成为近代中国“洋务运动” 的基地。李鸿章在天津重视工业,发展教育,编练新军,现在天津津南区的小站镇就是当初练兵的军事要地,中国真正意义上的近代陆军也是在这里建立的。在这当中,袁世凯通过把持小站练兵,逐渐做大,从而由军成阀,由阀而形成以他为首的北洋系集团轿和,进而实现“窃国”的梦斗闷想。20世纪初期,中国的政局就是由北洋军阀为主的北洋政府操控的。从这一点来说,天津是北洋政治的源头,天津的小站练兵又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关节点。 在整部中国近代史中,北洋政府是一个重要的时期。在这期间,重要事件不断出现,北洋内部不断分化更迭,政治人物走马灯似的轮换,呈现出“你方唱罢我登台”的局面。当时,不少军阀政客下野以后,都选择了天津作为遁迹之地,这是因为天津有外国租界,这些租界各自为政,对失意军阀政客来说是一种文化和政治上的屏障,有的甚至还可以托庇外国势力求得保护和支持,同时还可构筑自己的安乐窝,享受租界的繁华。更为重要是,天津与北京近在咫尺,政治上若即若离,这对于那些“身在朝野心在庙堂”的军阀政客来说,更便于窥测方向,重整旗鼓,有的还干脆在天津租界的“安乐窝”里阴谋策划遥控指挥,所以,当时就有“北京是前台,天津是后台”的话流传,就是说某些野心家在北京的 袍笏登场,却原来是在天津打扮起来的。在近代史上,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天津就是这样居于中国政治的幕后,是军阀政客们进行勾心斗角的后方和某些政治事件的策源地,这是说天津地位特殊的又一重意义。 讲到这里,我问这个同事,这样说你明白了吧,他听了连连点头称是。 我又说:近代历史上那些曾经灸手可热的人物,可以说几乎没有一位没来过天津,没有一位不与天津产生瓜葛。在你看到的那些租界建筑中,名人故居占了相当一部分,有人统计,这些小洋楼里,住过的总统就有6位,总理27位,还有几十位总长和几十位督军,至于其他各界显要和社会贤达那就更多了。想想吧,近代政治波诡云谲,这些小洋楼也充满神秘色彩,那每一个窗口里面,可是藏着不少的故事哟……(作者:西部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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