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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献忠的“七杀碑”究竟下落何处？1924年杨森任“督理四川军务善后事宜”驻成都，以督理职务监管民政，在成都拆民房修马路，把清代臬台衙门改建为春熙路，在少城公园内开办通俗教育馆，馆内修体育场(今露天舞场一带)，又开辟陈列馆，委卢作孚为首任馆长，把当时成都庙宇及衙署内的古物汇集去陈列，如文庙西街江渎庙(今卫干院)内明代所铸很大的江渎太子及其两妃三座大铜像等，均搬入该馆陈列。他听说那时署前街成都县衙门内，有张献忠的“七杀碑”，便命县长(那时叫知事)林宝慈送去陈列。《老成都》专刊第21期，载有李受天君所写《为何张献忠的七杀碑不可摹?》一文，“有时到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游览，在柳树回绕的荷花池畔，有民众教育馆(前身为通俗教育馆)陈列室，主楼两侧右一栋平房为兵器室，左侧平房为金石文物展览，有明末清初大西农民首领张献忠所书的七杀碑，碑高约一米，碑面好像涂过墨，石刻字迹已经开始风化，碑文竖书两小行为‘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物以报天’，滚扮第三行为七个碗大的张脚舞手的‘杀’字……” 30年代，华西大学博物馆林名均先生曾写过篇《四川张献忠碑屺》(见1937年7月出版之《逸经》第33期)，对这通大樱灶七杀碑有记载：“幼时曾到成都县署，见有碑一通，以土拥之，外围以栅，相传为‘七杀碑’。迷信人言，偶有开视者，即不利于县官，故人多不敢观。” 后民教馆被日本飞机炸后，原陈列大楼全毁(现在这座大楼是五十年代在原址上重新修建的)，可是那通“七杀碑”却幸存下来。该馆馆长周树人(广安人)便把它连同宋代乾道年间碑等一并移在该馆内原动物园(现盆景园)空房舍内搁置，一直到1949年12月成都解放。1950年春天，馆内各项器物连同此碑逐一造册，移交给接收的军代表张追光点收。时年该馆又把这些古物移交给川西博物馆(现四川省博物馆)。现在，明代铜铸之江渎太子及其两妃大铜像及一大钟，均尚存于人民南路省博物馆偏北职工宿舍的空坝子内。而张献忠的“七杀碑”却从此如石沉大海，再无人见到过它的真面颂备目。有人撰文称张献忠的“七杀碑”至今还在四川省博物馆内，但实际上现在四川省博物馆内只有一块无字碑，上面不仅没有杀字，连任何一个字都没有。又有史料说“民国三年……但怒刚(懋辛)做府知事，以成都县署办团练讲习所，唐仲寅君为所长，与兄旧交，一日，兄往成都县署看‘七杀碑’，唐君云：‘因全体学生破除迷信，打成粉碎抛弃矣。’”位于四川省广汉市房湖公园内的圣谕碑，为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张献忠攻克成都，建立大西政权后，于大顺二年（公元1644年）下令为其扬威所立，此碑并不是解放前立在成都少城公园公开展览的那块张献忠的“七杀碑”。目前仅存于广汉的圣谕碑是研究张献忠起义的宝贵资料，该碑已被收入《中国历史名胜大词典》一书。1991年4月被德阳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德阳市文物保护单位。碑高2.1米，宽1米，厚0.20米。碑首刻有龙文，额题“圣谕”。正面碑文楷书竖排阴刻“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字径0.10米，字距3厘米，落款为“大顺二年（1645）二月十三日”。圣谕碑反面原为张献忠的丞相阎锡命写的圣谕六言注释，后被南明平寇将军杨展于明隆武二年（1646）改刻为万人坟碑记。碑文为“崇祯十七年（1644），逆贼张献忠乱蜀将汉州人杀戮数十万，于奉命平寇复省，提兵过此痛彼白骨，覆以黄壤，爰题曰万人坟，是用立石。挂平寇将军印左都督杨展题。隆武二年仲冬月吉。”解放前，四川广汉基督教福音堂，有位牧师名董笃宜者，加拿大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参过军，尔后成为虔诚的基督教徒，他在广汉期间喜汉学又喜欢访探古迹，他在西安看见过《大秦景教中国流行碑》，他想在那时古老的广汉城郊，寻得出类似景教碑的古碑碣，便常去郊外走走。“一日，偶于附郭一茅屋墙壁中，发现了一碑，式甚奇古，后约当地《新汉周报》主编邓穆卿君，一同往观，知为张献忠碑。石工正拟毁以筑路，乃亟告县府(县长罗延瑶)设法运至公园保存。这通碑在解放前，陈列于广汉公园(今房湖公园)棂星门右侧，日晒雨淋。解放后，才移于棂星门左侧绿树荫浓特建的碑亭内保存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