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
在“五四”白话文和文言文的尖锐对垒中，鲁迅是第一个以白话写小说的人。他以卓越的艺术语言，无以辩驳地证明了白话应该是民族文学的新语言。其瞎轿小说中氏余的语言简约而不失丰腴、冷峻，含蓄又透着幽默。文章就其小说语言中的模糊语言、追问、疯话作具体展开。 一．模糊语言 鲁迅小说语言的模糊主要体现于语义的模糊 （一）语言磨棱两可 《阿Q正传》中：“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这里“我们”指哪些人？“先前”是什么时候？是一年之前还是几年前？“歼神滚阔的多”究竟有多阔？在此，阿Q用这种磨棱两可的（模糊）语言来为自己壮胆，威压别人，掩盖他的心虚，体现了阿Q在精神上常处优胜的特征。而鲁迅写阿Q这一人物形象正是为了暴露国民党的弱点。 （二）语义的多义指向和暗示性 小说《药》的结尾部分，“再往上仔细看时，却不觉得也吃一惊；——分明有一圈红白的花，围着那尖圆的坟顶”这句话从字义上看，是写了在王俞儿去逝以后，有人来祭拜他的坟墓。而实际上，小说在给人沉重之后，这一笔——革命者坟上的花环却“显出若干亮色”，透露了代表朝代性的革命的希望和力量。体现了模糊语言使文章含义比字面的表达更多，更丰富。 （三）言外之意 鲁迅先生在创造中常在语言中有意识地留下“空白”或“未定点”，带有“言外之意”，需要读者自己发挥想象力来填充。 如《药》中，老栓在为独生子买药的路上冷不了地听到“哼，老头子。”“倒高兴……”随后“几个人从他面前过去了”。这高兴到底是为什么而高兴呢？是老栓为能买到可以“治好”小栓的病的药而高兴？还是反革命者为杀了革命者夏俞而高兴？而“那几个人”又是什么人呢？是凑巧而遇的路人？是革命者？是反革命者…… （四）语言中的避讳 避讳实际上是一种反映封建礼法的忌讳，主要分为国讳和家讳，它主要以改字法、空字法、缺笔法或改音法来回避。 如《祝福》中，“刚才，四老爷和谁生气呢？”我问。“还不是和祥林嫂”那短工简捷地问。“祥林嫂？怎么了？”我又赶紧地问：“老了……了？”这里的“老了”是“了”的意思。作者这里用“老了”二字，就避免了触犯了某种忌讳。 二．语言中的追问 小说《故乡》中“闰土对我说：‘现在太冷，你夏天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日里到海边捡贝壳去……管贼么？……他不咬人么？……我素不知道天下有这么多……在水果店里出卖罢了。’”文中通过“我与少年闰土的对话”，以“只看到院子里高墙上的天空”的我的追问刻画了活泼、勇敢的少年闰土，渲染了童年生活的美丽。而文章的后部分“阿！闰土哥，——你来了？……”“老爷！……”被生活压迫了的闰土与回忆中海边西瓜地上手持银叉的小英雄的形象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以追问的语言来刻画了中年闰土这个代表了当时千千万万被无情剥削的受苦农民的形象。 语言中的追问，还运用于《孔乙己》、《阿Q正传》、《祝福》等。《孔乙己》中“他怎么会来？……他打折了腿了。”……“后来怎么样”……“后来呢？”……“怎样？”……“谁晓得？许是了。”文章的主人公孔乙己是唯一的站着喝而又穿着长衫的人。他穷愁潦倒，却守着“读书人”的身份，不肯脱下那件又脏又破的长衫，甚至流为窃贼，也还在声辩“窃书不能算偷“。他深度受封建科举制度的迫害。通过对孔乙己的悲剧性格的提示，抨击了封建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的戕害。 三．语言中的疯话 小说《狂人日记》中，“早上，我静坐了一会，陈老五送进饭来……吃了几筷，滑溜溜的不知是鱼是人……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依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这些话是出自一“狂人”之口，狂人的话似乎每句都是疯话，但是狂人说的话里又包含着许多深刻的道理。这里，作者有意通过“迫害狂”患者的感受、言语，从某些人吃人的具体事实，进一步提示了精神领域内更加普通地存在着的“人吃人”的本质，从而对封建社会的历史现象作出惊心动魄的概括。借实引虚，以虚证实。 《阿Q正传》中：鲁迅先生以辛亥革命前后闭塞的农村小镇未庆为背景，塑造了一个从物质到精神都受到严重戕害的农民的典型——阿Q。在帝国主义扩张浪潮不断冲击下，封建统治阶级日趋没落，现实环境使人们产生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情，“精神胜利法”正是这种病态心理的表现。 而深受“精神胜利法”影响的阿Q也说了许多“疯话”。“这明未庄的一伙鸟男女才好笑嘿，跪下叫首，‘呵Q饶命！’……搬得不快打嘴巴。”他第二次进了栅栏，倒也并不十分懊恼，他以为人生天地之间，大约本来有时要抓进抓出，有时要在纸上画圆圈的，惟有圈而不圆，却是他“行状”上的一个污点。但不多时也就释然了，他想：孙子才画得很圆的圆圈呢。于是他睡着了。此时的阿Q，还是沉浸在精神胜利之中。 鲁迅的语言简约而不失丰腴、冷峻、含蓄又透着幽默，而且讽刺之余，又批判现实社会的黑暗和残酷，善于调用各种比喻及其辛辣的笔调，总之，其文学作品正是通过其精练的艺术语言再现风格和韵味，实现作品的艺术价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