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
以人为本最早起源于中国，二千多年前的西周便有“以人为本”的思想，之后儒家的“仁”政、墨家“兼爱、非攻”都含此义。其中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更直接地阐述了把人或民当作根本的思想。 但以人为本的思想普遍被人们接受是在16世纪的西方。众所周知，中世纪的欧洲是宗教神学统治的黑暗时期，“哲学是神学的婢女”。14世纪发源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打开了摆脱神的统治的闸门，在但丁、彼特拉克等代表人物的领导下文艺复兴席卷整个欧洲，人们要求解放思想，摆脱神的禁锢和宗教禁欲主义的束缚。他们主张个性解放，肯定人权，反对神权。16世纪文艺复兴达到鼎盛，给人们的思想带来了巨大的改变，从此人文主义的思想深入人心。 由禁区走向热门的曲折之路 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几十年里“人权”这一概念一直未被接纳，90年代在企业文化中引入西方以人为本的管理方法，才成为中国企业文化的一部分。 究其原因，一是传统理论的误导。中国信奉的马克思主义其实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是苏联模式的传统马列主义，它否定人的个性，排斥人道主义，坚持阶级斗争、革命和专政，把人与人的斗争推到极端。同时争论不休的“姓社姓资让咐”的问绝滑蚂题，使领导者们在意识形态领域否定了以人为本这一“资本主义”的形态，并斥之为修正主义。斯大林时期的民众在政治上并埋没有个人权利，在经济上也仅仅作为为国家实现目标的工具，集体主义将个人与国家的对立很难调动人们的积极性。 二是党在建设时期没有处理好自己的角色。在革命战争年代，党的任务是带领人民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腐朽没落的反动统治。但是建立政权之后就不同了，应当把发展作为首要任务，执政党应当面向全社会执政为民。如果不以人为本，就可能偏离公正，驶离正确的道路。 “以人为本”的思想被压在人们心中不见天日，直到改革开放才慢慢被人们认可。邓小平把发展生产力当作首要任务，将其作为“衡量一切是非得失成败的标准”。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确实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让人们迅速摆脱了贫穷。 但片面地单纯地强调生产力，不注重综合指标也带来了一些弊端。例如政府官员为了政绩，片面追求GDP的增长，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事实并未带来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不符合时代的潮流。 于是1992年南巡讲话中邓小平提出“三个有利于”，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评价标准，开始确立“以人为本”的价值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