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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史本是中央官。是朝廷临时派出监察地方郡太守的。后来刺史从临时派出变成了常蚂笑驻，最后更彻底变成地方大员。 司隶校尉是汉代监督京师和地方的监察官，本是中央官，磨野后来兼任司隶部的地方官。 汉武帝创建了刺史制度。武帝把全国划分为十三州部，每州为一个监察区，设置刺史一人，负责监察所在州部的郡国。刺史的职权，有明确的规定，即“奉诏六条察州”。 刺史有固定的治所，而且地位在郡国之上，这和监御史地位和郡守、郡尉并称的情况不同。刺史也不受丞相的制约，而是直接隶属于中央的御史中丞和御史大夫，和丞相史受制于丞相的情况不同。 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始置。“刺”，检核问事之意。汉武帝刺史巡行郡县，以“六条”问事。然《汉官典职仪》于六条条文之下，又概括为“省察治状，黜陟能否，断治冤狱”，对地方政事，实无所不包。刺史秩六百石。所察之对象则为二千石之太守。武帝之意，以为断进之士勇于任事，故用低级官监察高官。刺史可乘传奏事，总隶于御史中丞。成帝绥和元年（前8），罢部刺史，置州牧，秩亦二千石，哀帝一度复旧制，不久又为州牧。 西汉末年刺史虽然在行使监察权的过程中逐渐异化，发生了不断侵渔守相权力的事件，并且刺史一度改称州牧，但无论是刺史还是州牧,其作为监察官的本质并没有变。不过，这正是刺史开始由监察官向地方官转化的一个重要阶段。 东汉建武十八年（42），依旧制再改为刺史，但只设十二人，州一人，余一州隶司隶校尉，变西汉刺史无固定治所为各有驻地；奏事可遣计吏代行，不复自往。东汉刺史权力逐渐扩大。诏书常云：“刺史、二千石”，又常有派刺史领兵作战之事，刺史奏闻之事不必经三公委派掾吏按验，郡守、县令对之颇为忌惮，甚至有因畏刺史而解印弃官之事。灵帝中平五年（188），刘焉谓四方多事，原因在刺史权轻。遂改部分资深刺史为牧。刺使实际已为一州军政的长吏、太闷游含守的上级，州郡两级制随之形成。 汉武帝刘彻为了加强京城的治安而置司隶校尉，监察京师百官和三辅（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三河（河东，河内，河南）及弘农七郡的官员。初置时能持节，表示受君令之托，有权劾奏公卿贵戚。元帝时诸葛丰曾案劾贵幸的外戚许章，成帝时王尊则劾奏丞相匡衡和御史大夫张谭。司隶校尉除监督朝中百官外，还负责督察三辅(京兆、左冯翊、右扶风)和河东、河南、河内、弘农七郡的京师地区，起到和刺史相同的作用，但它比刺史地位高。 东汉初年，汉光武帝刘秀省去丞相司直，使司隶校尉获得更大的权势，朝会时和尚书令、御史中丞一起都有专席，当时有“三独坐”之称。东汉时司隶校尉常常劾奏三公等尊官，故为百僚所畏惮。司隶校尉对京师地区的督察也有所加强，京师七郡称为司隶部，成为十三州之一(见两汉州部)。 在外戚与宦官的斗争中，一方常借重司隶校尉的力量挫败对方，如宦官单超等谋诛梁冀，汉桓帝派司隶校尉张彪率兵围困梁冀住宅，将他杀死。汉末，外戚何进欲诛宦官，以袁绍为此职，并授予他较大权力，后来袁绍果然尽灭宦官。从此，司隶校尉成为政权中枢里举足轻重的角色，所以董卓称之为“雄职”。李傕专政时也领司隶校尉（《后汉书·董卓传》：“ 傕（李傕）又迁车骑将军，开府，领司隶校尉，假节。汜后将军，稠右将军，张济为镇东将军，并封列侯。傕、汜、稠共秉朝政。济出屯弘农。”）。曹操在夺取大权后，也领司隶校尉以自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