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
解析收入分配不均 造成中国收入分配严重不平等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异乎寻常的城乡收入差距和地区收入差距。在中国，纯粹意义上的阶层收入差距并不严重 对于今日中国来说，“公平”与“效率”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而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改善收入分配状态，不但不会损害经济效率，相反还会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任由不平等继续恶化则必将摧毁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提 在短期内，想通过中央的财政转移支付，增加对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投资，来缩小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是不现实的。实际上，打破人口流动壁垒，“解放中国人民的脚”，是控制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最有效的途径。 基本判断 综合国内外多项权威性研究成果，可以得出结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的财富分配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财富分配不平等程度持续扩大，中国已经从一个财富分配比较平等的国家迅速转变成为世界上财富分配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在如此之大的国家里，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基尼系数的上升幅度如此之高，在世界历史上如果不能说是绝无仅有，也可以说是非常罕见的。 对于中国大陆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目前还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估计。各种相关研究的结论差异很大，提出的估计价介于 0.39－ 0.55之间，但是绝大多数研究者认为 0.45是当前中国大陆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的比较合理的估计值。按照国际通行的看法，基尼系数超过 0.4的国家就属于收入分配极不平等的国家。陈宗胜的研究表明，基尼系数一旦超过 0.43，不平等就将威胁社会稳定。 各处研究几乎一致认定，造成中国收入分配严重不平等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异乎寻常的城乡收入差距和地区收入差距。在中国，纯粹意义上的阶层收入差距并不严重。 世界上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城乡之间财富分配的不平等程度能够超过中国大陆。那些以财富分配不平等著称的国家，如南美的巴西和哥伦比亚、东亚的菲律宾和泰国、南亚的印度和孟加拉国，其城乡之间财富分配的不平等程度都远远低于中国！世界银行的测算表明，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比率是 2．5，明碧轮显高于亚洲其他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1．5），也高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值（2．2）。实际上，其他研究人员和研究机构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估计要远远高于世界银行。 王绍光和胡鞍钢的研究表明，即使排除北京、上海、天津三个直辖市，中国的地区差距也仅次于前南斯拉夫，超过了其他所有国家。在欠发达国家中，印度和印度尼西亚是公认的不均衡发展的典型，在工业化国家中，意大利和法国被看作是南北二元性的范例，但是今日中国的不均衡程度已经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与世界各国的历史记录相比，中国目前的地区差距照样位居前列。 基本认识 第一，“平等”与“效率”是统一的。 许多人认为，“效率”与“公平”是两个相互冲突的目标，讲求“公平”必然会损害“效率”，而要追求“效率”就必须牺牲“公平”。他们更进一步主张，在现阶段，中国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是“如何做大蛋糕”，而不是“怎样分配蛋糕”，为了进一步追求“效率”应当继续牺牲“公”，无所作为地坐视不平等持续扩大是政府能够作出的惟一正确的选择。 就此时此地中国的特殊国情来说，上述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对于今日中国来说，“公平”与“效率”是相辅相成的系统，而悔渣信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改善收入分配状态，不但不损害经济效率，相反还会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一任不平等继续恶化则必将摧毁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提。 目前，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因素是有效需求不足，而在商品出口受阻、外来投资疲软的情况下，扩大国内需求是刺激有效需求的最重要的手段。但是国内需求的状况不令人乐观。为什么？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已经证明，收入分配越梁侍不平等社会边际消费倾向越低，因此过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必然导致整社会的有效需求不足。实际上，我们今天所面对的需求不足非常类似于古典型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也就是马克思所指出的由于财富和贫穷的两极分化所造成的生产过剩的危机。资本主义最初采取的走出危机的对策是开拓海外市场，即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随后又采取了国家资本主义特别是福利国有策略来克服古典型经济危机。对于我们来说，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的路子今天都走不通，可行出路就在于通过改进国内收入分配来扩大内需，并进而达到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 第二，应该用“四次收入分配理论”透视中国的不平等。 “二次收入分配理论”认为市场的“初次分配”和政府“再分配”决定了社会财富的最终分配状态。但是“四次收入分配理论”对这一主流见解提出了挑战。该理论认为，社会的总财富在各个社会成员之间的最终分布状态是经过市场、政府、非政府组织和犯罪活动共四次分配形成的，而且在法治并不健全的转轨社会里第四次分配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市场是第一次分配的主持人，它按照”效率原则”进行分配，社会财富被以工资、利润和利息的形式分配给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与世界各国一样，中国的第一次分配也导致不平等。 第二次分配由政府主持，理论上说它应该按照“公平原则”通过税收和财政支出进行“再分配”，以校正市场分配“失误”。但是，中国政府实施的再分配具有一个突出的特征，那就是“锦上添花”。也就是说，受到市场优待的人进一步受到政府的优待，从政府再分配中受益最大的群体恰恰是高收入群体。财政部最近一次统计显示，政府的转移支付比市场分配更加不平等。 非营利组织通过募集自愿捐赠和资助活动实施第三次分配。这次分配依据的是“道德原则”。目前，在中国，第三次分配发挥的作用可以用“微不足道”来概括，但是它的确发挥了“雪中送炭”的作用，也就是说“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第四次分配也就是所谓的“灰色分配”和“黑色分配”，表现为各种犯罪活动，如盗窃、抢劫、偷税漏税、贪污和受贿等等。在中国，钱权交易、偷税漏税、买官卖官的规模到底有多大，尚没有一个合理的估计。但是，毫无疑问，对社会公正和政府合法性的损害却是最大的，其危害程度无论如何评价都不会过分。 第三，“经济增长”、“反贫困”、“反腐败”都是“硬道理”。 “发展”更确切地说“经济增长”是绝对的“硬道理”。换一个角度来看，经济繁荣的最大受益者是强势集团，因此继续奉行“改革”、“开放”政策，推动经济发展，将赢得他们对政府的支持。 在 20年改革期间，尽管收入分配差距在迅速扩大，但绝对贫困发生率也在大幅度下降，而且低收入群体的平均收入水平也在大幅度提高。这是改革能够获得广泛的社会支持、中国能够维持社会和政治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进入 90年代中期以后，不仅城市的贫困状况在持续恶化，而且进一步缓解农村贫困也面对着越来越大的困难。如果按联合国制定的每人每天 1美元的贫困线衡量，那么中国的贫困人口总量就将达到 2亿人上下的规模。面对如此庞大的绝对贫困人口，如何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缓解贫困，维持社会稳定，是即将进入 21世纪的中国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反贫困特别是消除绝对贫困，不仅可以有效地提高社会整体福利水平，还可以有效地维护社会稳定。这是因为，贫困为社会底层提供了最基本的保障，因此必然会赢得他对政府的支持，同时也使他们不至于铤而走险。因此，对于今日中国来说，“反贫困”也是“硬道理”。 众所周知，目前公众对收入分配现状极为不满，而且这种不满是社会不稳定的主要导火索之一。那么，公众不满的到底是什么呢？各种研究一致认为，公众的不满主要不是针对收入分配的结果，而是针对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贪污、受贿、偷税漏税、公款吃喝玩乐等非法收入造成的收入分配不平等，是激起公众不满的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可以说非法收入造成的不平等对社会稳定的危害最大。由此可见，即使仅仅从”稳定”的需要出发，打击“第四次分配”也是绝对必要的。所以说，“反腐败”也是“硬道理”。 近期对策 近期目标就是实现福利社会的最低纲领———建立安全网。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采取财政手段和非财政手段并用的“双管齐下”策略。所谓“财政手段”是指一般意义下的“转移支付”，而“非财政手段”是指就业政策、产业政策以及区域政策。我认为从中国国情出发考虑，作为缓解不平等的近期措施，非财政手段也许比财政手段更为有效。 第一，实事求是，量力而行，把“消除绝对贫困”和“建立安全网”作为近期目标。 关注财富分配不均问题，并不等于要搞平均主义，也不等于要在近期内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对于今日中国来说，现实主义的目标，不是缩小收入差距，也不是立即终止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趋势，而是首先致力于消除绝对贫困，建立一个低标准的、但却具有高覆盖率的 “安全网”。这一“安全网”将为社会设立一个最低保障线，使那些最不幸的社会成员不至于落入无底深渊。目前，我们根本没有能力造就一个“福利国家”，贝弗里奇式的福利保障承诺既是遥远的也是不必要的梦想，我们只能量力而行，为全体人民提供一个最低水平的社会保障———“安全网”。 第二，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促进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遏制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几十年来，我们用一套严密的政策和制度牢牢捆住了中国人的脚，有力的地制了人口流动，使“人往高处走”这一缓解空间差距的自在机制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使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持续扩大。我个人认为，在短期内要想通过中央的财政转移支付，增加对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投资，来缩小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是不现实的。实际上，打破人口流动壁垒，“解放中国人民的脚”，是控制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最有效的途径。令人遗憾的是，目前的大趋势却是各大城市纷纷着手建立就业门槛，千方百计地把外来劳动力特别是来自农村的劳动力拒之门外。当然这种做法可以缓解各地的燃眉之急，但却无法解决全国的长期问题，而只能使问题不断积累、恶化。 与此相关的是城市化问题。在城市发展问题上，我们应当尊重工业经济的发展，顺其自然。什么规模的城市能够发展就放手让什么城市发展，既不要削足适履，也不要拔苗助长。中国目前的问题是特大型的大型城市太少了，而不是太多了。应尽快取消那些限制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发展的不合理政策，全力支持中心城市发展，通过这些“增长极”和“增长点”带动区域经济成长。当然，只有开放的城市化才能缓解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因此我要再一次强调建立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第三，全力支持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千方百计扩大就业机会。 工业化模式对收入分配状况具有直接而重要的影响。由于工资收入要比资本收入更有利于分配平等化，所以采取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增长模式，使工资收入所占份额上升，会改善收入分配状态。其实像中国这类国家，政府的征税能力是很弱的，而且有限的财政收入也很难落到弱势群体头上，因此就业政策反倒成了调节收入分配的最有效的工具。 第四，建立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全体公民提供最低水平的统一标准的公共服务。 政府必须尽快停止“锦上添花”式的再分配政策，关心弱势群体，把扶持贫困人口、贫困地区和农村发展放在第一位，保证“雪中送炭”。在中国，落后地区不仅人均收入低，而且各项公共服务也最差。中央政府有义务保证向公民提供最低水平的统一标准的基本公共服务。基础教育和卫生保障是最重要的公共服务，既可以提高这些地区人民的生活品质，又可以提高劳动力的素质。研究证明人力资本的投资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只有当落后地区的劳动力身体健康且普遍受过基础教育时，这些地区才有希望进入经济增长的主流。从这个角度看，用转移支付的方式为所有人提供受教育和医疗保健服务的均等机会，不应仅仅被看作一种慈善行为，而应被看作是一种投资。这种投资不仅有利于贫困地区且也有利于整个国家。 第五，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和各项优惠政策支持中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 利用转移支付改善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是实现对所有地区提供均等发展机会的第一步。在中国，落后地区之所以落后就是因为这些地区缺乏交通运输设施、供电供水设备等等增长的先决条件。由于缺乏必要的基础设施，在发达地区竞争中，落后地区只能处于下风，因此改善基础设施是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要帮助落后地区发展经济，还必须设法将各种经济活动吸引到这些地区去，促进生产要素向落后地区流动。改善基础设施是吸引外来投资的一个条件，但是仅仅如此还不够。外部投资不会因为落后地区基础设有所改善就自动流到这些地区去，因为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条件要好得多。因此，除了加大对落后地区基础设施的投资以外，政府还必须通过各种优惠政策促进生产要素向有利于落后地区的方向流动。 长远策略 从长远来看，中国应当大力发展民间组织，并通过政府、民间组织、企业、家庭和个人之间的有效合作，即通过建立“福利社会”，构筑高效率的“安全网”。 “福利社会论”主张，政府不应大包大揽、事必躬亲，而要充分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政府与民间组织的关系不是此消彼长的“零和”关系，而是平等的合作关系；政府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独自承担全部社会保障的责任，全体公民的社会保障应该由政府、民间组织、家庭和个人共同承担。 我认为，这种主张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政府财政能力低下、现代社会保障体系极不完善、民间组织发育严重不足，但又有着深厚的家庭保障传统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极为重要的警示与忠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