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
荀子·宥坐》中曾提到被孔子砍头的少正卯，说他是“鲁之闻人也。”所谓闻人，即有名望的显达之人。在近代上海社会中，闻人往往特指流氓帮会中威势显赫的头面人物，如妇孺皆知的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青帮头子。有时人们更喜欢以“大亨”呼之，此三人就有“上海三大亨”之称。大亨本意为大通，顺畅无阻，用来形容这些可在上海滩翻云覆雨的大流氓，倒也贴切，事实上他们的确在白道与黑道、商场与政坛上都“路路通”和“吃得开”。 细究这些闻人大亨的底牌，却都不是出自名门豪室，只不过上海这个“冒险家的乐园”为他们提供了向社会上层流动的机遇。贩夫走卒之辈，顷刻间即可飞黄腾达，在上海绝非神话。自称“蛐蟮（沪语蚯蚓）修成龙”和“强盗扮书生”的杜月笙，正是其中的典型。他原来出身社会底层，靠在十六铺贩卖水果为生，削得一手好生梨，人称“水果月生”。后转到法租界混迹于流氓中，也只是郑家木桥小瘪三队伍中的一员，却因凭着机灵得到黄金荣赏识，并脱颖于黄门，且后来居上，“杜先生”的影响甚至超过“黄老板”。一时间，沪上流氓中讲浦东腔的本地话（杜是浦东高桥人）和穿长衫者，替代了操苏州口音（黄自幼在苏州度过，讲苏州话）及歪戴帽子、手提鸟笼、着短打衫，成为新的时髦。在要求门徒改变形象和旧习之同时，杜月笙自己在个人形象的改善和想方设法跻身上流社会方面也动足脑筋：如和戴笠、杨虎等军政界大人物的结成密友或把兄弟；与宋子文、孔祥熙等大财阀往来周旋；让杨度、黄炎培、章士钊等民国大老及史量才、沙千里这样的社会名流成为杜府的座上嘉宾等，这些均是带有更多的流氓痞气与习性的黄、张两位所难仿效的。杜以“当代孟尝君”的运冲形象示人，使他最终得以坐上申城帮会的第一把交椅。 除了黑道三大亨外，昔日海上社会中还不乏在商场上长袖善舞的闻人，他们中有长期出任总商会会长的虞洽卿，还有在沪上宗教界也有较大影响力的闻人如佛教大居士闻兰亭、有基督教背景的袁履登等人，闻、袁和沪上另一位名人林康侯三人还享有所谓“福禄寿”三星的美名（其中闻为福，袁为禄，林为寿），人称“海上三老”。不过，与他们道貌岸然的外表相比，有名的“三老”在日伪统治时期，竟统统下水，暴露了其内心的丑恶。在1942年伪上海特别市商会成立时，袁任理事长，闻当监事长。以后更当了汪伪政权所谓“全国商业统制总会理事长”，由林做秘书长，袁为理事。当时为了给自己的汉奸投敌行为贴金，时任上海佛教净业社董事长兼社长的闻兰亭还在寓所客厅高挂字联：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其实，白道闻人“海上三老”的表现还真不如其貌不扬的黑道闻人杜月笙，后者在沦陷时期干脆去了陪都重庆，以此保持了自己的名节。 抗战胜利后，闻、袁、林相继被捕，舆论界讥讽为“三星在户”。三老同囚一狱，每餐俱享四菜一汤的特殊优待。也许为了取得内心的平衡，闻兰亭在狱中常闭目静坐，或口诵佛号，间或还升座说法，引得同狱一帮汉奸一本正经地跟他学佛；袁屐登因曾多次从汪伪手中营救过重庆人员，刑期后由无期徒刑改判为7年。在服刑期间，袁氏每天不是祈祷和忏悔，就是向其他同监犯传教。闻、袁这对 “福禄”双星，置身囹圄时，都以各自的宗教信仰来解脱烦恼和消磨时光，个中的异曲同工之妙，两个闻人最心领神会了。 过去人们还把长期担任上海总商会会长的虞洽卿、甘当日本侵略者伥鬼的伪上海市市长傅晓庵、帮会人物王晓籁、杜月笙的大管家万墨林、经营“大世界”的黄楚九，和上述闻、袁两位闻人及黄、张、杜三位流氓大亨一起合称为“中悄老海上十闻卖升人”。事实上，权势熏天的黑道人物或大亨还有很多，如以心狠手辣闻名沪上的“江北大亨”顾竹轩就是一个，其门徒多得连顾氏自己都搞不清楚。另如高鑫宝、金廷荪、金九龄、程子卿、叶焯山等都是拥有自己势力的强人。这些大大小小的牛鬼蛇神编织的一张社会黑网把旧上海罩得严严实实，连租界政权和国民党官方也要借助大亨、闻人及其徒子徒孙的力量来维持统治，而海上闻人之间的勾结、斗法及彼此势力的消长，演绎出一幕幕人间闹剧，至今仍是许多影视创作的绝佳素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