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
“哲学指导科学”是一个非常古老的理想，比如亚里士多德、笛卡尔、黑格尔都曾把哲学视为某种“第一学科”。哲学高高在上，为各学科奠基，各学科却不能反过来对哲学指手画脚。然而到了二十世纪，科学已经迅猛发展，哲学却刚从德国唯心论的泥潭中脱身。这时，哲学已经失去陪帆了昔日的骄傲，反而亟需给自己找点事儿干，证明自己的价值。于是，问题不再是哲学如何指导科学，而是哲学与科学如何分工。有人认为，哲学研究最普遍抽象的东西，而科学研究较为具体的东西；有人认为，哲学进行先验反思，而科学进行经验研究；有人认为，哲学研究价值和规范性，而科学研究事实。曾经更流行的观点是，哲学是关于概念或语言的研究——搞清楚命题什么条件下有意义、什么条件下为真，或者搞清楚一些概念的正确意思，从而不仅消除哲学困惑，也让科学家少犯点糊涂。这时也出现了一个新学科叫“科学哲学”，专门对科学进行反思。它研究科学和伪科学有啥区别，科学研究应该采用什么方法，各源岩门科学里有哪些预设，这些预设合不合理，等等。早些时候，这些工作也不只是哲学家在搞，很多大科学家也都愿意说两句。这些问题有很多都与科学实践密切相关，说它们指导着实践也不为过。也有另一撮哲学家，愿意思考一些宏大叙事的问题，什么科学技术会使人异化啦，什么搞科学其实是为了追求权力啦，这些话科学家不太往心里去。二十世纪中叶左右，科学又进步了一大截，哲学家的压力更大了。原本物理学就已经抢占了物质领域的话语权，现在心理学和神经科学又威胁到了哲学家的自留地——心灵。原本被认为只能通过“内省”曲径通幽的内心世界，现在被发现与大脑的物理现象紧密相连。于是哲学家们逐渐接受了“物理主义”，即所有事物（当然，包括心理事物）都是物理的，或者随附于物理事物。什么是“物理的”？大概来说就是物理学承认其存在的。哲学家一开始想告诉物理学家应该研究什么，什么是物质，万万妹想到啊，现在轮到物理学家告诉哲学家什么东西存在了。尽管如此，后来的哲学家还是试图保住心灵领域的一个地盘，即现象性意识。大卫·查尔莫斯认为，经验科学虽然能搞清楚意识现象与物理现象的因果关联，却无法解释意识现象为什么会产生。毕竟现象性意识是主观的，无法被还原为客观的东西，所以就算我们进行了充分的经验研究，但是——你怎么可能知道当个蝙蝠是啥感觉捏？你咋知道不存在身体和我们相同却莫得意识的僵尸捏？这个自留地保留得是否成功，是个争论中的问题。在物理主义的背后，实际上有一个更广阔的立场，即“自然主义”。自然主义认为，所有存在的东西都是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至于自然科学不研究的怪力乱神，我们就不应该假定它们存在。有些自然主义者比较极端，觉得有些哲学领域干脆交给科学家来搞算了，比如蒯因就觉得认识论就应该是心理学的一章。其他自然主义者觉得我们应该一起搞，科学家负责搞经验研究，哲学家负责搞概念分析，你待你的实验室，我坐我的扶手椅，大家各司其职，合作愉快。随着自然主义思潮的席卷，我们进入了二十一世纪。一些人开始质疑，为什么概念分析就不能一起搞？很多概念来自于大众，而大众如何理解这些概念（至少部分地）是一个经验问题，那干嘛不把大众抓来做实验看看？乍一看很悖谬，他们的名字叫“实验哲学家”。在之前的故事中，哲学的领地一直被科学入侵，但其实科学也有需要哲学的时候。科学家总是用个别的经验证据支持普遍的结论，然而什么证据能够支持什么结论是一个哲学问题。比如当话题涉及到认知的时候，科学家一不小心就会在其中复杂的概念和逻辑关系上犯错，因此需要哲学家的帮助。二十世纪下半叶，“认知科学”的概念被提出，哲学是其6个子学科之一。现在世界各地也纷纷建立认知科学中心，哲学与科雹乱御学的交流更加密切了。至此，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已经错综复杂、一言难尽了。从人类思想史早期开始，我们就一直重视学科划分，以期达成更加合理的分工，维护学术研究的秩序。另一方面，随着学术实践的深化，我们也越来越懂得合作。在我看来，没有什么观点比T. 威廉姆森的更合时宜了。威廉姆森认为，科学和哲学之间没有实质性的界限、也不应该有界限。科学家也进行先验推理，也思考概念，而哲学家也提出经验命题，也能从经验研究中受益。我们处理问题时，不是要先分出个你我，而是啥方法有用就用啥方法——甭管它是科学的还是哲学的。这样一来，和前人相比，我们就有了一个更加开放多元的态度。二十一世纪才刚开个头，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我期待威廉姆森的观点能够成为这个时代的共识，也期望这种开放的态度能催生更美妙的智力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