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
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是欧洲从中世纪时期到近代社会跨越、从封建主义阶段向资本主义时代过渡的一场具有标杆性意义的国际战争。在这三十年间，战火遍及德意志各地，新教诸侯和天主教邦国之间征伐不断。同时，从伊比利亚半岛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从英伦三岛到亚平宁半岛的欧洲国家，都直接或间接地卷入到这场战争中。而位于北欧波罗的海沿岸的瑞典作为当时举足轻重的一个强国，也没有能够置身事外，并主动地参与到这场轰轰烈烈的欧洲内战中。 瑞典卷入起于德意志的这场宗教战争是有着深刻和复杂根源的，古斯塔夫?阿道夫二世治下的瑞典有着自己既定的战略目标和特定的困侍实际需求。瑞典的参战，特别是加入新教同盟一方作战，对战场的演绎形势和战争的发展态势产生了明显的作用和深刻的影响。战后的格局调整和利益分配也昭示了瑞典参战对自身国家发展和地区国际关系变动的重大价值和长远意义。 一、三十年战争的展开与瑞典的介入 16～17世纪，对欧洲的政治走向、社会发展和历史演绎最为重大和最具影响的事件不外乎是宗教改革。的确，源于马丁?路德1517年的振臂一呼，搅得欧洲顿时天翻地覆，罗马天主教的大一统局面也如同明日黄花般不复存在。被称为“异端”的新教派别如雨后春笋，路德宗、加尔文宗、再洗礼教等都粉墨登场，急欲在“换了人间”的旧世界里寻求一席之地。这就造成了之后几个世纪里极其严重的教派之争，尤其是代表着宗教改革势力的新教与象征着反宗教改革势力的天主教之间的对抗、矛盾、摩擦与冲突主导着16世纪以后的欧洲世界。 表现突出且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宗教改革运动起源地的德意志，宗教纷争异常激烈，并夹杂着经济利益的争夺和政治权力的博弈。长期的冲突与斗争使得新教和天主教走向集团化的趋势，加剧了双方的对立与敌视。先是在1608年5月，符腾堡、巴登、安斯巴赫等德意志新教诸侯国家结成新教同盟（Protestant Union），选举巴拉丁选帝侯腓特烈四世为领袖。这是一个拥有公共资金和军队的政治、军事联盟，力图巩固自己的独立地位，保持在宗教改革过程中所占有的领地。[1]44它得到英国、瑞典、俄国、丹麦、荷兰及法国的支持。与此相对应，1609年7月，以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连一世为头领的天主教同盟（Catholic League）成立，并作为一个紧密的政治军事同盟与新教同盟对抗。它得到罗马教廷以及西班牙哈布斯堡帝国的支持。 两大集团的对峙不仅体现在德意志局势演绎的角角落落，还反映在整个欧洲政治发展的方方面面，并最终走向暴力的无底深渊和战争的狂热状态。1618年5月，伴随着布拉格传来的“掷出窗外”响声，德意志和欧洲大陆的枪声和厮杀声响了足足三十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狂热的天主教徒斐迪南二世抓住千载难逢的机会，率先发动战争。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恢禅高复罗马教会的一统，摈除新教，建立帝国对中欧各诸侯的主控地位。[2]这是新教无论如何也不会答应的，战争于是就成为不可避免。 战争先是在波西米亚平原展开，随后深入到德意志的各个角落，并逐渐出现外溢效应。随着天主教同盟不断的军事胜利和不停的政治与宗教复辟，战争终于“欧洲化”，成为一场国际战争。标志性的事件就是1624年丹麦军队越过边界，跨入德意志境内。事实上，三十年战争是天主教和新教在全欧洲范围内的宗教战争，也是席卷欧洲多数国家的政治权力战争。[3]丹麦的参战有着德意志新教诸侯的殷切期盼，有着英国等新教国家的财政补贴，亦有着以反哈布斯堡霸权为己任的法国的大力支持。然而，丹麦的统帅克里斯蒂安四世毕竟不是天主教同盟方面的优秀统帅瓦伦斯坦和蒂利的对手，丹麦军队终究不是帝国军队旗鼓相当的敌手，1629年6月《吕贝克和约》的一纸休战术，将丹麦军队和他们的国王打发回日德兰半岛。 伴随丹麦败走的是天主教集团发起的声势浩大的一统宣言和哈布斯堡帝国掀起的咄咄逼人的全欧霸权狂潮。纵观此时欧洲政局，德意志新教同盟已经奄奄一息，丹麦也偃旗息鼓，荷兰共和国力不从心，孤悬大陆外的英国忙于国内繁杂的政务，积极支持抗击哈布斯堡帝国的法国亦面临着内忧外患而无暇他顾。在这种情况下，德意志地区的新教国家只能将期待的目光投向北欧的瑞典，并作为他们唯一的希望。[4]48此时，瑞典刚刚结束与波兰―立陶宛贺尺尺的长期战争，（1）素以“北方雄狮”著称的古斯塔夫?阿道夫二世就率领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和作战英勇的瑞典军队攻入德意志境内。 瑞典的出兵介入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德意志战场的形势，新教方面也得以免去灭顶之灾。战争反反复复，形势更是跌宕不已。先是瑞典在战场上出现一系列胜利，德意志新教诸侯也积极支持瑞典军队的行动。随后，在1632年古斯塔夫?阿道夫二世殒命于吕岑战场，戏剧性事件层出不穷。然而，直到1635年，战争仍处于胶着状态，瑞典军队的行动并没有改变德意志战场形势，且自身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此时多数德意志新教诸侯公然背叛了瑞典。 面对这种不利情况，先前一直在背后支持新教国家联盟的法国公开走向前台，在1635年先后与荷兰、瑞典以及其他一些新教国家结盟，出兵与天主教同盟正面交锋。经过再十多年的征战与对峙，终于打败天主教同盟，签订《威斯特法利亚和约》，三十年战争最终落下帷幕。 二、瑞典参加三十年战争的原因 德意志新教同盟与天主教同盟的争端与冲突，本来作为德意志的内部事务，却引起了国际干预和外部势力的卷入。从根本上说，是各国基于各自的政治盘算、宗教追求、经济考量等方面的利益进行的战略投入。作为介入国之一的瑞典，其参与三十年战争也有着自己普遍的与特殊的缘由，包括宗教方面的考究、政治层面的设想以及商业利益的追求等。 （一）拯救新教的“伟大事业”促使瑞典参战 三十年战争原本就是由于德意志内部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的教派纷争引起的，宗教性浓厚。作为新教国家的瑞典在看到德意志新教同盟惨败、新教徒惨遭屠杀和奴役的现状，决定发兵德意志，拯救那里的新教同伴。 在11世纪以前的历史时期，瑞典信奉的是北欧古老的原始拜物教，之后随着基督教的传入，全国逐渐实现基督教化，原始宗教也被禁止。1523年，从丹麦的统治之下独立出来的瑞典，决心摆脱天主教，改信路德派新教，驱逐瑞典天主教大主教。1527年，瑞典彻底没收了天主教的全部财产，捣毁了教会的经济支柱，清除了教会的政治辐射力和强大影响力。1544年，瑞典确立新教为国教，导致瑞典的国家历史发展进程、国内宗教布局、思想潮流与生活方式从根本上发生了转变。天主教的复辟阴谋、颠覆和破坏活动一直不断，也导致瑞典决定完全清除天主教的存在与影响。从1607年开始，瑞典国王卡尔九世发布命令，禁止国民信仰天主教，违者将遭到严惩，禁令长达200余年。 可以说，新教是瑞典国家独立、存在与维系的根本，是瑞典立国的一大合法性来源。欧洲天主教国家联盟对新教的种种戕害与步步紧逼，尤其是哈布斯堡帝国宣布全面恢复天主教大一统的计划以及军事力量向北欧方向推进的现实，使得瑞典受到极大的威胁。1629年，斐迪南二世颁布《复原敕令》，规定新教诸侯应将1552年后侵占的教产全部还给天主教会。[5]强劲的宗教复辟对虔诚的新教国家瑞典感到在信仰体系、生存环境、权力存系等诸方面的压力与威胁，而将威胁拒之于国门之外就成为一种当然的战略选择，更何况这种国际战略行动还会得到英国、荷兰、德意志新教诸国的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以及受到天主教法国的大力援助。 （二）波罗的海政治霸权的战略设想助力瑞典参战 波罗的海是一个位于欧洲北部的半封闭的边缘海，分别连接着中欧、北欧和东欧的一系列国家，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在15～17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波罗的海沿岸的国家，主要是丹麦、瑞典、波兰、俄国以及北德意志诸国为争夺波罗的海主导权和控制权，战争与冲突一直不断。 瑞典作为北欧的强国，自然将波罗的海的霸权地位视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目标。这种霸权地位意味着瑞典在波罗的海地区头等的政治与军事地位、优越的商业优势以及宗教上的发言权。而在17世纪初，实际情况是瑞典的霸权地位远远没有获取，且面临着较为险恶的地缘形势。西部的丹麦阻挡它进入西欧的通道，俄国从东部威胁它的扩张，波兰从南部给瑞典造成了压力。[1]381611～1613年瑞丹战争，瑞典战事不利，被迫放弃一些领地。1614～1615年与俄国的战争则大获全胜，封堵了俄国西出波罗的海的梦想。 三十年战争爆发后，瑞典仍在与丹麦、波兰等国进行着争夺波罗的海沿岸土地的战争。随着三十年战争的深入，尤其是随着哈布斯堡帝国的不断胜利，在波罗的海战争有所斩获的瑞典与波兰等国签订停战协定，全力应对三十年战争。这是因为瑞典要实现波罗的海霸权，必然要把波罗的海南岸的北德意志地区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并向东推进到波兰的边境。天主教同盟的胜利并大肆北进，对瑞典的霸权图谋不啻一个重大打击。遏制并挫败哈布斯堡帝国向北推进的步伐和计划就成为瑞典战略政策上的重要一环。因此，从争夺波罗的海霸权上来看，瑞典参与三十年战争，是有着其进攻性与侵略性一面的。（2） （三）商业利益的考量催发瑞典参战 三十年战争是宗教战争，但又绝不仅仅是宗教战争。随着战争的演化和发展，战争初期的宗教色彩逐渐淡化，此时的世俗性考虑慢慢压倒了宗教和精神要素。[6]商业贸易方面的利益考量在各国的国际行为与外交谋划中作用显著，对瑞典参与三十年战争有着重要的影响。 首先，对外贸易在瑞典国家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波罗的海在对外贸易中的作用是明显的。哈布斯堡帝国在一场接着一场的战争胜利之后，气焰更加嚣张，野心更加庞大，提出了哈布斯堡海洋计划（Habsburg Maritime Design），意欲垄断波罗的海地区的全部贸易和商业特权。要是这种计划实施，瑞典的对外贸易就会被封死或者操控在哈布斯堡帝国手中，其国内经济生活也必将处于紊乱和混杂的状况，甚至威胁到瑞典的生存与独立。 其次，哈布斯堡海洋计划还会威胁到瑞典在波罗的海的渔业利益。波罗的海作为一个边缘海，蕴含丰富的渔业资源，这是沿岸各国的重要生计所在。瑞典在波罗的海的渔业利益很大，捕鱼业一直是瑞典国家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产出中的比重较大。哈布斯堡帝国的这海洋计划必将会对瑞典在波罗的海的捕鱼产业带来强烈冲击，影响瑞典的相关经济利益，这是瑞典所不能容忍的。 此外，英国、荷兰等西欧贸易大国也不能容忍哈布斯堡海洋计划的推行与实施。英荷等国与欧洲东半部的商业贸易往来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波罗的海这个贸易通道进行的。面对哈布斯堡帝国狂飙式的海洋计划，各国的共识是确保波罗的海的开放与沿岸地区的自由贸易。[7]因此，新教国家的联盟就在宗教的认同感与贸易的一致性的基础上形成了，并最终埋葬了狂妄的哈布斯堡海洋计划。 三、瑞典参加三十年战争的影响 瑞典参加三十年战争对这场战争的发展态势和演绎产生了重大的作用，瑞典的参战还为战后瑞典的国家地位以及欧洲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瑞典参战对瑞典、波罗的海地区以及整个欧洲国际关系都有着非凡的意义和多样的价值。 （一）瑞典参战改变了德意志战场的演绎形势和战局的发展态势 1629年丹麦的败走标志着天主教同盟的势力到了如日中天的地步，德意志的力量天平已经发生坍塌。瑞典的介入和瑞典军队的登陆改变了这一切。作为当时欧洲最先进的军事大国，瑞典的参战直接影响了三十年战争的进程。[4]50 首先，在1630～1635年间，瑞典独力撑起新教世界抗衡天主教同盟和哈布斯堡帝国的重任和伟业。1630年时，丹麦败退回日德兰，英国与荷兰心有余而力不足，法国纠结于国内混乱政局，德意志世界内部新教诸国噤若寒蝉。蒂利和瓦伦斯坦率领下的天主教军队所向披靡，攻城拔寨，似乎无敌于天下。瑞典的参战改变了这种发展态势，古斯塔夫?阿道夫二世的军队在1831年9月全歼了蒂利的军队，接着横扫莱茵河流域，攻取西北德意志的大部分地区。瑞典的行动阻止了天主教军队继续向北推进的步伐，保住了新教的欧洲北部地盘。 其次，在1635～1648年间，瑞典与法国联合作战，坚持与天主教哈布斯堡帝国对抗，并最终取得胜利。1635年，眼看着瑞典无力独自压倒天主教同盟的情况下，先前一直持观望态度的法国正式参战。瑞典与法国相互配合，坚持抗衡政策，并经过一系列的战役磨练和艰辛攻伐，终于在1648年彻底打败天主教同盟的军队，取得这场漫长战争的最终胜利。 可以说，瑞典的参战是三十年战争战争形势发展的一个重要因子，也是反哈布斯堡同盟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尽管如同亚历山大一样，古斯塔夫?阿道夫二世在伟业尚未实现时，就不在人世了。[8]但是新教的伟大事业毕竟保住了，瑞典的重大利益与特定目标也得以实现了。 （二）瑞典参战对战后地区格局的重大影响 瑞典参与三十年战争并最后取得战争的胜利，在结束战争的《威斯特法利亚和约》中，瑞典作为战胜国得到了相当多的战利品，这深刻地影响了瑞典的国家发展以及波罗的海地区的力量格局的变化。 在领土疆界上，瑞典得到了全部西波美拉尼亚和部分东波美拉尼亚，以及什切青城、不来梅和费尔登的两个主教区，控制了汉堡等波罗的海和北海沿岸最为重要的港口，占领了北德意志所有通航河流如易北河、威悉河和奥德河的入海口。这使得波罗的海成为瑞典的“内湖”，瑞典也一跃成为波罗的海的霸权国家，周边的国家如北德意志诸邦国、丹麦、俄国、波兰、芬兰等无不在其影响之下。 在政治和外交层面，作为主要战争过之一的瑞典成为《威斯特法利亚和约》的主要保证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大升。瑞典通过这种保证国地位，积极介入欧洲的国际政治，此后不断介入到欧洲的国际纷争中，参与到西欧的各种国家战争中。在这个过程中，瑞典的强国地位得到别国的认可强国作用得到别国的重视。 在经济层面上，瑞典作为胜利的一方获得了一定的战争赔偿，促进了国家经济的发展。《威斯特法利亚和约》规定战败国向瑞典支付500万塔勒的军事赔偿，这成为经历长期战争的瑞典的救急资金。同时，在战争后，瑞典进行多方面的改革，国家经济面貌有了很大的改观。耕地面积迅速增加，以纳尔凯省为例，每年能增加4%～5%左右，工矿业进一步发展，铁的输出量从40年代到80年代增加达一倍以上。[9] 四、结语 三十年是一场牵扯欧洲多国、延续多年且影响深远的欧洲第一次国际战争。瑞典主动介入这场战争，是有着多方面的原因的。作为新教国家的瑞典无法容忍天主教哈布斯堡帝国对新教同宗的肆意迫害无端压榨；作为波罗的海国家的瑞典要获取波罗的海霸权，必然要清除一切威胁其霸权梦想的行动与政策，包括哈布斯堡帝国的种种企图；作为海权国家的瑞典将贸易作为立国的根基，将商业作为自己的生命线，而哈布斯堡海洋计划就成为自由贸易的绊脚石。瑞典的参战还对战争的发展态势产生了重大的改观，改变了不利于新教同盟的状态。同时，瑞典的参战与完胜还为自身国际地位的提升、国家实力的增长与地区格局的变动造成了重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