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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率先呼吁重建行政管理学行政管理学在西方产生之后，中国学者很快就予以重视，1896年梁启超就在《论译书》中倡导“我国公卿要学习行政学”。通过翻译、引进了国外学者的行政学著作，中国学者开始了自己行政学研究。从20世纪30年代起，中国学者撰写的行政学著作陆续问世，张金鉴在1935年撰写出版的《行政学之理论与实际》被认为是中国的第一本行政学著作。中国的一些高等院校也开始设立行政管理学课程，成立了行政学的全国性组织。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建国后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政治学、行政学等学科被迫中止了。改革开放以后，邓在1979年的一次重要讲话中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夏书章教授率先响应，在1982年1月29日的《人民日报》上发出第一声呼吁：“把行政学的研究提上日程是时候了。”他隐轿理直气壮地提出：“要搞现代化建设事业，就必须建立和健全现代化管理（包括行政管理）和实行社会主义法治（包括行政立法），这样，我们就需要建立社会主义的行政学和行政法学。”这一声呼吁，打破了30年中国行政学的沉寂局面，恢复了中国行政管理学作为独立学科在学术界的地位，拉开了中国行政管理学重建并复兴的序幕。随后，夏书章教授趁热打铁，在《文汇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上频频撰文。他指出：必须在行政管理领域进行拨乱反正。1984年8月，在国务院办公厅和劳动人事部主持召开的全国首次“行政管理学科研讨会”上，夏书章教授建言：“不能什么事都和资本主义对着干，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有政治学和行政学，我们就取消。难道我们就不能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和社会主义的行政管理学？”他反复申述：我国的行政管理和行政学应当有中国特色，作为一门应用性极强的学科，“有必要深刻地了解国情，使理论密切联系实际”。为了申明宗旨、揭示精髓，夏书章教授不辞辛劳地四处奔波，讲学授课，做学术报告，开学术会议，他的足迹几乎踏遍了大江南北。1988年，鉴于学科发展势头比较顺利，夏书章教授抓住时机，继续撰文呼吁：把行政管理学的研究引向深入是时候了，与1982年《人民日报》的文章遥相呼应，在全国大范围内产生了更大的共鸣。他还连续向有关部门建议，提出要设置行政学专业，讲授行政学课程，开展行政学研究，成立行政学院等。重构中国行政管理学的教学内容、课程体系中国行政管理学的重建，一切都是从头开始。首先需要确定的是教学内容和学科体系。夏书章教授以1982年在全国政治学讲习班所讲“行政管理”讲稿为基础，协同黑龙江、吉林、山西、湖南四省社会科学院的部分科研人员和骨干，集思广益，于1985年出版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本《行政管理学》（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教科书，为这门学科定下了理论框架和实质内容。《行政管理学》是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为指导，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批判地汲取、借鉴当代各国行政学和行政管理的先进理论和方法，同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科学保持密切的关系，研究的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行政管信携轮理，是民主管理与科学管理高度统一的新型国家行政管理。该书确定和阐述了我国行政研究的主要内容，为求在原有基础上有所提高和创新，本着“为创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学及其普及和提高而继续努力”的宗旨，夏书章教授邀集所在中山大学政治学与行政学系老、中、青三代教师，同心同德，群策群力，于1991年6月主编出版《行政管理学》（中山大学版）新教材，使之体例更完整、观念更新颖、内容更充实。此后，该教材不断再版更新，到2008年已经推出了四个版本。培育师资人才，重建中国行政管理学队伍中国行政学科重建之初，由于学科停办了30年，面对的是学科断层、人才断代、师资奇缺的现状。为此，夏书章教授不仅在《文汇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上连续呼吁：“必须发扬全国一盘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把有限而分散的人力、物力集中使用，尽快做出成绩，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滑信，而且身体力行、率先开课授徒。1982年4月，中国政治学会委托复旦大学举办起“亮相、启蒙、播种”作用的全国政治学第一期短训班，夏书章教授亲临讲授行政学课程，吸引了大量学员，打下了坚实的人才基础。如今活跃在全国政治学和行政领域中的中坚分子，不少人就是当年从该班学习后成长起来的学科骨干。由此，这期短训班被同行亲切地比作政治学和行政学界的“黄埔一期”。夏书章教授非常关注党政干部的培训，他连续在中组部、人事部举办的司局级干部学习班、全国市长研究班讲“行政管理”、“人事管理”、“市政管理”；在国家教委行政管理学师培班、干训班讲课；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讲“政治学与政治学会”；参加各种座谈会……夏书章教授为新时期中国行政管理、人事管理、市政管理、高教管理等培植了理论根基和成批的教学研究及行政管理骨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