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
批评者对鲁迅在“一二八事变”中对日军侵华的态度的质疑，依据主要有二：其一，鲁迅“一二八事变”期间的日记，连续五天出现“失记”，使人疑惑；其二，鲁迅在事变中还有心思去“邀妓”。鲁迅避难于内山书店五天，日记里连续五天出现“失记”“一二八事变”爆发后，鲁迅避难内山书店。但鲁迅日记中1932年2月1日至2月5日，却连续五天“失记”。摘引如下：【一月】 二十八日：昙。上午同广平往篠崎医院诊。下午附近颇纷扰。二十九日：晴。遇战事，终日在枪炮声中。夜雾。三十日：晴。下午全寓中人俱迁避内山书店，只携衣被数事。【二月】 一日：失记。二日：失记。三日：失记。四日：失记。五日：失记。六日：旧历元旦。昙。下午全寓中人俱迁避英租界内山书店支府，十人一室，席地而卧。七日：雨雷，大冷。下午寄母亲信。……（编辑注：这些日记均属日后补记，据鲁迅日记1932年3月19日记载，鲁迅全家于当日结束寄居回寓，“夜补写一月三十日至今日日记”）2月1日至2月5日这五天，鲁迅全家十口人挤在内山书店楼上的一个房间里。据许广平后来回忆，这段日子是在黑暗中度过的：“三十日下午，我们仅仅带着简单的衣服和几条棉被，就和周建人家小、女工连同我们共十口人，挤在书店液岩的一间楼上。女工、小孩和大人一起过着几个人挤在一起大被同眠的生活，窗户是用厚棉被遮住的，在暗黑沉闷的时日里，度过了整整一星期，到二月六日旧历元旦，才得迁避到三马路内山书店支店里去。” …[详细]批评者质疑：“以鲁迅的记忆，怎么会失记呢，何况那几日对中日关系是那么关键”之所以去内山书店，据许广平回忆，与当时的险恶局势和书店老板内山完造的邀请有关：“我们住在北四川路底的公寓里，正是面对着当时的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司令部。当二十八日晚鲁迅正在写作的时候，书桌面对着司令部，突然电灯全行熄灭，只有司令部的大院子里人头拥挤，似有什么布置的要发生事故的样子。我们正疑惑间．突然看见从院子里纷纷出来了许多机车队向南驰去，似衔枚疾走的匆促紧张，未几就隐隐听到枪声，由疏而密。我们跑到晒台上，看见红色火线穿梭般在头顶掠过，才知道子弹无情，战事已经发生了。急退至楼下，就在临街的大厅里，平日鲁迅写作兼睡卧的所在，就是书桌旁边，一颗子弹已洞穿而入，这时危险达于极点。到三十日天才微明，大队日军，已嘭嘭敲门甚急，开门以后，始知是来检查。被检查的我们，除了鲁迅一人是老年男子以外，其余都是妇孺，他们当即离去了。但跟着内山书店的日本店员也来传达内山先生的意思，据说是这公寓有人向日本司令部放枪，这里只住有我们一家中国人，其他都是外国人。而每层楼梯都有窗户，就难免从这些窗户再有人来向外放枪，那时我们的嫌疑就无法完全免除，不如全行搬到他书店去暂住一下。”这样一个敏感的时刻，身处那样一个特殊的地方（内山书店“一路之隔就是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大楼”），鲁迅在补写日记时，连续五天“失记”，确实不免使人疑惑，以至于批评者质疑道：“原来鲁迅一家在内山书店是这个‘待遇’，原来鲁迅先生在这个‘待遇’下是那么平静。”“如今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日记，躲在小楼上的那几天，鲁迅就用了两个字‘失记’。以鲁迅的记忆，怎么会失记呢，何况那几日对中日关系是那么关键，难道黑暗中什么也看不见，难道黑暗中大人小孩一点异样都没有，难道黑暗中自己的心理活动也被黑暗遮掩了？”更使批评者难以接受的是，2月16日，鲁迅日记中还记载了自己去“邀妓”更使批评者难以接受的是，在稍后2月16日的日记中，鲁迅补写了自己前去“邀妓”的事情。据日记皮稿记载：【二月】 十六日：晴。下午同三弟往汉文渊买翻汪本《阮嗣宗集》一部一本，一元六角。《绵州造象记》拓片六种六枚，六元。又往蟫隐庐买《鄱阳王刻石》一枚，《天监井阑题字》一枚，《湘中诗》一枚，共泉二元八角。夜全寓十人皆至同宝泰饮酒，颇醉。复往青莲阁饮茗，邀一妓略来坐，与以一元。十七日：晴。下午往北新书局。夜胃痛。鲁迅日记中不但对“一二八事件”不置一词，而且还在事变中去“邀妓”，批评者表示相当不能理解，质疑道：“此时的鲁迅先生，应该属于晚年，此时的鲁迅先生，已经成为左翼文化的旗手，此燃埋孝时的社会，正是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可就是这个时刻的鲁迅先生，竟然有心情‘邀妓’。”“此时的租界外正是炮火连天，用鲁迅先生自己的话说是‘血刃塞途’，十九路军正在奋力拼搏，上海市民正在积极支援抗战，单就文化来说，日军第二天就炸毁了商务印书馆，其所属的东亚最大的图书馆东方图书馆化为灰烬。可在鲁迅日记甚或文章中，除了那封给许寿裳信中的那句话，竟找不到半点有关日军这场侵略战争的语句，这不能不说是个令人费解的谜团。”鲁迅“失记”确属故意，是不愿意记而非无事可记鲁迅写日记，是坚持了很多年的习惯，其目的，按鲁迅自己的说法，“我本来每天写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写的是信札往来，银钱收付，无所谓面目，更无所谓真假。”按许广平的理解，“他的日记的确写给自己看的，所以一段不文饰。……他的日记写的大约是不大不小的事，太大了，太有关系了，不愿意写出；太小了，没什么关系了，也不愿意写出。”对鲁迅补写日记的记忆力，许广平也有赞赏：“据保存所得的检查一下，鲁迅先生的日记是从民国元年五月初到北平时写起的，一直没有间断。偶尔因为特别事故，如‘一二八’战事发生，只身出走，中间经历了一个多月，待到市面稍稍平静，重回旧寓之后，他才能拿笔补记。记虽简略，但奇怪，他就有本事逐天的排列回忆起来，一些不错，看了真令人惊服的。”确如许广平所说，“一二八事变”后，鲁迅于3月19日补写了“一月三十日至今日日记”， 这近50天日记，一天都没有遗漏。除了2月1日至2月5日在内山书店那五天“失记”外，其余每天都有记载，即便当日无事可记，鲁迅也会在日记条目下记下当日的天气，如2月27日条目下，虽无内容，却有一个“晴”字；3月5日条目下，则止有一个“昙”字；3月6日条目下则是“星期。昙”。或许是考虑到补写的日记，难免有应记的事情被遗漏，这些只记载了天气状况的日记没有注明“无事”字样。但在有条件按时写日记而无事可记时，鲁迅总是直接注明“无事”字样的，如事变前的1月7日条目下，所记是“昙，冷。无事”，回寓后的3月23日和3月25日，所记是“晴，无事”，4月2日是“晴。无事。夜小雨”。如此，就不难明瞭，2月1日到2月5日的5个“失记”，在鲁迅日记中确乎是个异数，是极特殊的状况，而并非当日无事可记，而只是不愿意记罢了。这种“不愿意”，在鲁迅当日给一些朋友的书信中，也有体现。2月22日，鲁迅写信给许寿裳，感谢他在事变期间对自己的关心，其中写道：“此次事变，殊出意料之外，以致突陷火线中，血刃塞途，飞丸入室，真有命在旦夕之概。于二月六日，始得由内山君设法，携妇孺走入英租界，书物虽一无取携，而大小幸无恙，可以告慰也。现暂寓其支店中，亦非久计，但尚未定迁至何处。”2月29日，鲁迅又给李秉中写信，其中提到自己的境遇：“上月二十八之事，出于意外，故事前毫无豫备，突然陷入火线中。中华连年战争，闻枪炮声多矣，但未有切近如此者，至二月六日，由许多友人之助，始脱身至英租界，一无所携，只自身及妇竖共三人耳。幸俱顽健，可释远念也。现暂寓一书店之楼上，此后仍寓上海，抑归北平，尚毫无头绪，或须视将来情形而定耳。”在这两封书信中，鲁迅绝口不提自己2月1日到5日在内山书店避难的那段经历，而止从2月6日说起，这与日记中的五个“失记”是相呼应的。显然，有某些缘故使得鲁迅不愿意提及这几天的所见所闻。鲁迅之所以不愿意记，并非如批评者所说是因为面对日军侵略很“平静”，而是恰恰相反鲁迅对这五天，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的记载。但许广平难得留下了一段回忆。据《鲁迅回忆录（手稿本）》，许广平回忆道：“这时我们看到内山书店中人忙乱不堪：日本店员加入了在乡军人团做警卫工作，店内不断烧饭制成饭团供应门外守卫的军人进食。（注：《回忆录》中将“日本店员加入在乡军人团，并烧饭以供军人”的文字删除）我们则呆蹲在楼上斗室中，照顾着孩子们不声不响，不哭不闹地度日如年。而耳边的枪炮声，街头沙袋的守卫踱步声，以及随时有巷战可能的、紧张的、默默无言的，然而又互相领会其情的，却又不便深问的情绪杂然纠缠在一起的难以名状的味道，却真是不好过极了。”内山书店在当日既是鲁迅全家的避难所，同时也是日军进攻中国的据点。这种尴尬的错位，或许正是鲁迅不愿提及2月1日至2月5日自己之所在的原因。留给自己看的日记以“失记”搪塞，或许与许广平相通的那种“难以名状的味道”是主因；而在给友人的书信中绝口不提这五天的行踪，或许就有避免引起误解及维护个人名誉的考虑在其中了。至于学者的质疑：“原来鲁迅一家在内山书店是这个‘待遇’，原来鲁迅先生在这个‘待遇’下是那么平静”——却是没有道理的，2月6日，鲁迅全家从充当日军据点的内山书店搬到英租界内的内山书店支店，其“待遇”仍然是“十人一室，席地而卧”，但鲁迅已不再忌讳在日记及书信中谈及，可见“待遇”如何不是鲁迅提不提这段事的缘由，避难所身份的错位尴尬，才是主因，英租界的内山书店支店，没有了这种尴尬，鲁迅自然也就不再忌讳提及。鲁迅当日在内山书店的五天，心情究竟如何？虽未见鲁迅直接谈及，但书店1932年的一位常客杉本勇乘的一段回忆，却似乎很能揭示鲁迅当日的耿耿于怀。杉本勇乘回忆道：“有一天，我在共同租界的杂货店购买了一把竹制的玩具水枪和一个玩具火车头，想把它们送给鲁迅的公子作礼物。这一天鲁迅正在内山书店里面的椅子上坐着。我说：‘这是送给您生病少爷的小礼物。’鲁迅接过去后对我开玩笑说：‘你虽然身穿和尚服，还是日本人哪！还是带着枪来的嘛！’”杉本勇乘的这段回忆，在鲁迅日记1932年12月30日可得到佐证，鲁迅记道：“勇乘师赠海婴玩具电车、气枪各一。”鲁迅后来也曾承认“对杉本氏有些出言不恭”。由此种耿耿于怀，不难看出，批评者虽认为鲁迅目睹日军之侵略“那么平静”，但事实却恰恰相反，正因为鲁迅“无法平静”，才有了连续五天的“失记”，以及五天后的搬往英租界。所谓“邀妓”， 不过是花一块钱和一个妓女说了大约20分钟话至于2月16日的“邀妓”事件，鲁迅日记说得相当简略：“夜全寓十人皆至同宝泰饮酒，颇醉。复往青莲阁饮茗，邀一妓略来坐，与以一元。”批评者说：“鲁迅日记中这句话与上句‘颇醉’之间是句号，因此此次‘邀妓’可能仅是鲁迅一人去了，如果把一大家尤其是夫人带去了，邀妓不仅于小孩不宜，恐怕也与夫人有碍。”这种揣测，其实是不了解鲁迅日记原稿是没有标点的，所谓“这句话与上句‘颇醉’之间是句号”，不过是后人校对出版时所补加的标点罢了。至于鲁迅去青莲阁，究竟是一人，还是多人，已是一个搞不清的问题。鲁迅去青莲阁的目的，或许纯粹只是为了饮茶。青莲阁是上海久负盛名的老字号茶楼。鲁迅当时避难所居的内山书店支店坐落在四川路上，靠近三马路，距离四马路上青莲阁非常近。过了很多天“十人一室，席地而卧”的困顿生活，连续跑了几天书店收回一些稿费的鲁迅，在15日、16日连续两天带家人去同宝泰改善生活，乃是人之常情，饭后就近去这一座有名气的茶楼饮茗，也不算奇怪。何况鲁迅也确有饮茗的习惯，其日记中多有此类记载，如1927年1月20日，“同伏园、广平至别有春夜饭，又往陆园饮茗”；1929年4月5日，“午后同贺昌群、柔石、真吾、贤桢、三弟及广平往光陆电影园观《续三剑客》。观毕至一小茶店饮茗。”青莲阁本身并不经营娼妓。其二楼为茶座，楼下是集游艺、杂耍、唱曲和摊贩于一体的小型游乐场，兼售西点、花卉、虫鸟。但确实有许多妓女在青莲阁揽客，据丰子恺说，“到四马路青莲阁去吃茶看妓女，倒是安全的。她们都有老鸨伴着，走上楼来，看见有女客陪着吃茶的，白她一眼，表示醋意；看见单身男子坐着吃茶，就去奉陪，同他说长道短，目的是拉生意。”鲁迅或许就是如此在喝茶时碰上了揽客的妓女。日记中所谓“略来坐，与以一元”，也完全符合当时的行情，据艾芜讲，“我们在上海的人，早就知道，到妓女那里，吃一杯茶，谈二十分钟话，给一块钱就走，这种风习称为打茶围。”艾芜“一二八”期间也曾在四马路附近有过一次被妓女缠上，不得不花上一块钱打个茶围的经历，他提供的价位，应该属实。“谈二十分钟话，给一块钱就走”，与鲁迅日记“略来坐，与以一元”，是完全一致的。但或许也有别的可能。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老干部于海1931年底就是在“四马路一家茶楼去(可能就是青莲阁)”里通过秘密接头完成入党仪式的；1933年鲁迅和苏区来的成仿吾见面，所约之地也是一家咖啡店。但具体到1932年2月16日的这次“邀妓”事件，这样的可能性恐怕不大，毕竟，若是秘密工作，让一个妓女在一旁见闻并不合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