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
简单分析唐朝灭亡的原因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朝代。其疆域辽阔，经济繁荣，国力强盛。然而天下没有不亡之国，不败之家，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朝代，也最终灭亡了。我们今天来看下，它为什么会灭亡。唐朝的灭亡，主要是三大因素的结果，就是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和朋党之争。 第一誉槐念、我们看下宦官专权，我们知道在中国历代的封建王朝中，东汉，唐朝和明朝都是宦官专权最严重的三个朝代。与东汉和明朝相互比较，唐朝的宦官专权的程度要比后两者严重的多。东汉王朝和明朝虽然有宦官专权，但是宦官是狐假虎威。但是唐朝的宦官操纵着皇帝，宰相的任免，国策的制订都取决于宦官。唐朝初年，唐太宗为了限制宦官的权力，对于宦官的限制是十分严格的，并且规定宦官只能担任四品的内官。但是到了天宝年间，宦官的权力逐渐地扩大。宦官高力士的权利很大。诸王和公主称其为“阿翁”，驸马称其为“爷”。唐肃宗时期的宦官李辅国执掌禁军，权利非常大，曾经拥立唐代宗即位。他非常跋扈，曾经对代宗说：“大家但在内里坐着，外事皆听老奴处分”，唐代宗听了龙颜大怒，但是只因其大权在握也无可奈何。唐宪宗由于宦官俱文珍的拥立而即位。宦官仇士良曾经当着皇帝的面历数其过失。唐文宗称自己连汉献帝和周赧王都不如。唐朝后期的大部分皇帝大都是宦官拥立。其中唐宪宗，唐敬宗竟为宦官所杀。中央政权实际上操纵在宦官的手里，皇帝成为了宦官的傀儡。唐朝的宦官只所以这样嚣张，在很大一部分上应该怪皇帝。皇帝对大将不信任，所以把禁军的指挥权交给了宦官。从唐德宗时开始，宦官掌握禁军，成为惯例。为了反对宦官专权，皇帝曾经多次连结朝臣共同对付宦官。其中比较著名的是唐顺宗时期的“二王八司马”事件和唐文宗时期的“甘露之变”．但是这些斗争都以失败而告终。宦官的权力不但未能削弱，反而更庆困加加强。这明盯样的局面一直持续到唐朝灭亡。 第二、我们在看看藩镇割据 ，为了保卫边疆地区，唐朝在景云年间设置了节度使．刚一开始，这一设置只是存在于边疆地区．在”安史之乱”之后，唐朝为了保卫中央政权，设立了更多的节度使．节度使权重，掌握地方行政大权和兵权，成为了割据一方的割据势力．而且节度使一职传子或者部将，中央到时只能加以承认．而且他们垄断了地方的税收．藩镇之间以及藩镇与中央之间为了争夺人口和土地，不断进行着战争．各个藩镇拥兵自重，割据一方，严重地威胁着国家的统一．在”安史之乱”之后，唐王朝在”安史之乱”的源地河北设立了诸多的藩镇，其中昭仪，成德和魏博三镇最为严重，史称为”河北三镇”．他们长期与中央对抗，名为”王室之臣”，实际上是土皇帝．唐宪宗即位以后，曾经试图改变这种状况，对藩镇用兵，平定了吴元济的叛乱，而且还歼灭了其他不服从中央的藩镇，这时候一向骄横的河北三镇也不得不服从中央．国家表面上恢复了统一的局面．可是这样的局面并没有持续多久。在唐宪宗元和末年，唐朝的统治区域内除了都城以外，共有藩镇46处。这些藩镇大都大都处于独立半独立状态。但是某些事关唐朝安全的一些重要藩镇，则都是由中央控制，这也保证了唐朝的存在。藩镇割据在和大程度上削弱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第三、我们接下来再看下朋党之争， 唐朝中央官员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是门荫入仕的官宦贵族子弟，一是科举出身的官员，他们大多来自庶族地主，倾向与门阀士族斗争。科举出身的官员，由于政治地位相近，情趣相合，极易结成党派。是时，同榜进士称“同年”，进士对主考官称“座主”，被录取的进士为“门生”，门生座主关系密切，互相援引，形成一个政治上的小圈子。士族地主虽已衰落，而且其地位每况愈下，但是，他们仍然以阀阅自矜，看不起庶族地主。这两种官员不断进行明争暗斗，而以长庆（821年～824年）至大中（849年～86O年）年间的“牛李党争”历时最久，斗争最为激烈，牛党主要人物有：牛僧孺、李宗闵、杨嗣复等，他们都是权德舆的门生。李党主要人物有：李德裕、郑覃。李德裕是赵郡士族，他“不喜科试”，以门荫人仕。两党官员之出身，亦非清一色，牛党虽以进士科出身居多，亦有士族以门荫入仕者。李党虽门荫人仕者居多，亦不乏进士科出身者。两党的斗争，有不少是无谓的意气、门户之见，但亦有政见的分歧。 这些政见的分歧主要表现在： 第一，对科举取士的态度。牛党赞成科举取士。李党个别人。如郑罩则主张废除进士科。李德裕主张朝廷显官，应用公卿子弟。对科举取士的态度，总的说，牛党主张较为合理。但李德裕对科举制中的一些弊端，主张革除，如要求废除“呈榜”、“曲江宴”等，这是有道理的，应予肯定。所以，既不能一概而论说李党是主张废除进士科的，也不能笼统说牛党拥护科举是对的。 第二，对藩镇的态度。李德裕对反叛中央的藩镇，主张坚决平定。李德裕父亲李吉甫，在唐宪宗时为宰相，力主削弱藩镇势力，他曾“岁余，凡易三十六镇”。李德裕在唐武宗时为宰相，他坚决地以武力平定了昭义镇的叛乱，牛党则主张对藩镇采取姑息态度，当朝廷向藩镇用兵之时，牛党又往往采取消极甚至阻挠态度。大和五年（831年），卢尤兵马副使杨志诚叛乱，唐文宗问宰相牛僧孺如何处置，牛僧孺认为，安史以来，范阳已不属中央，主张不必计较他的逆顺。当唐文宗问“天下何时当太平？”牛僧孺回答：“太平无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虽非至理，亦谓小康。陛下若别求太平，非臣等所及”。在牛党看来，藩镇割据并不算问题，而是一种正常现象，不必去理它。 第三，对佛教的态度。唐朝佛教有空前的发展，但佛教活动耗费大量资财，佛教寺院占有大量土地，隐占众多的劳动人口，佛教徒亦不服役，不交租税，使国家的财赋收入和兵源受到极大影响，加之有些佛徒还干预政事。这样，无论从政治上，还是军事上，尤其是经济上，唐朝政府虽然要利用佛教，但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却日益发展起来。会昌（841年～846年）年间，在李德裕赞助下，唐武宗采取了灭佛措施，废寺4600所，拆去招提、兰若之类小寺院4万处，还俗僧尼26万余人，寺院奴婢15万人被放为两税户，没收寺院田地数千万亩，毁佛像以铸铁及农具。大大打击了佛教势力。而唐宣宗时，李德裕被贬斥，牛党上台，立即废除了李德裕的灭佛措施。 第四，裁减冗吏。李德裕认为“省事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吏，能简冗官，诚治本也”。他为精简机构，提高行政效率，罢斥冗吏2000余人，这不仅可以节省俸禄等开支，减轻人民负担，而且斥去冗吏，极有利于澄清吏治，提高办事效率。但牛党一上台，便以“衣冠去者皆冤”。立即恢复任用了大批被斥的冗吏。此外，在对回纥等周边民族的关系上，在财政上，以及对宦官的态度上，两党都有分歧。总起来看，李党政见优者居多。朋党之争是唐后期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没有更多的积极意义，反而起了削弱唐朝统治力量的作用。 这三大因素是唐朝灭亡的主要原因。 最终导致了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瓦解了唐朝的统治。终于使其在农民起义被镇压的二十年后，最终为唐末农民起义的叛徒朱全忠所代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