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
人们历来都有这样一种观点资产阶级革命派与立宪派是相互对立，水火不相容的派别。革命党与立宪派的论争，差不多所有关于辛亥革命的史著都曾谈到并有所论列，无可否认革命党与立宪派的论争，除了宣传鼓动上的意义之外，确实促进了中国的先进分子更加深人地了解民主宪政的相关知识和理论，并更加深人地思考在中国如何建立民主宪政的问题，但也人为错误地扩大了两者之间的差别。立宪派与革命派的根本目标一致性 各种政治派别无不代表一定的阶级或阶层的利益，无不把本阶级的利益反映在各种政治纲领和政治活动之中。因此，要正确理解立宪派和革命派的关系，首先必须弄清楚他们的阶级属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20世纪初的十年，革命派、立宪派和清政府成为主要的三种政治势力。革命派与清政府势不两立立宪派则处于两者间，与两者都有联系，但又都不获信赖。尽管孙中山为首的兴中会已经举行过广州起义和惠州起义，但仍和改良派（后来的立宪派）首领及中坚人物保持着按触，举行讨论联合的会议。这表明双方在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这一点上具有共同语言。从二十世纪初年到辛亥革命前夕，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之间的关系逐渐破裂，进而两派尖锐对立，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进行了大规模论战。但这种对立和斗争，并不是两个敌对阶级在根本利益冲突的基础上的矛盾，而是同一阶级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矛盾。 一派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主要代表中国中下层资产阶级的利益。另一派是立宪派，国外以梁为代表，国内以张窖、汤化龙、汤寿潜、谭延凯为代表。立宪派大都由官僚、地主和商人转化而来的大资本家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组成，其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立宪派人主要以经营工厂、商业、银行等形式来进行剥削，这种经济关系，显然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同时又由于立宪派大都由拥有若干企业的大资本家所组成，这种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属于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立宪派和革命派一样属于民族资产阶级范畴。 作为同一阶级的两个派别，在其根本利益上，又不可能不具有共同性。两派在辛亥革命时期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斗争，就是这种共同性的具体表现。两者都主张建立适合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制度，改变腐朽社会，挽救民族危亡。立宪派与革命派合作的原因 主要原因在于清廷的倒行逆施，这是立宪派与革命派合作的推动力。张朋园认为立宪派是一群笃信君主宪政救国论的结合，他们大都是受过传统教育的绅士，一儒家的思想为正宗。但是其中也有曾经留学日本或进过新式学堂或多或少具备了一些时代的知识与观念。他们大都家道殷富，是社会的中坚势力。他们的年龄平均在四十岁上下，正是有为之时。他们认为君主立宪是当前救国之道，更认为宪政是可以实行的。他们要求早日召开国会，实现君民共治的理想。立宪派既受儒家传统观念与西方新知的伍升影响，如忠君观念要求士绅拥护朝廷。而新知使他们看到传统之不足，必须求变，此二者不相容。立宪派无意中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 从1909年起至1910年10月，又相继举行了三次国会请愿活动，这些请愿的声势很大，请愿的人数多，涉及的省份广，不仅仅有立宪派的参与，而且也得到了一些地方督抚大员的支持，这都给了清廷以较大的压力。但清廷毕竟无意分权于资产阶级，宪政实行期遥遥无望，三次国会请愿运动惨遭镇压，皇族内阁曝光天下，更使立宪派灰心绝望。当辛亥革命爆发时，资产阶级立宪派大都附从革命，走上推翻清王朝的道路。立宪派与革命派的联合 对封建专制制度认识的一致性，使得立宪派和革命派在辛亥革命时期出现了联合斗争。在革命派积极进行反清的斗争中，立宪派领导了收回利权运动，起到了腔卜老推动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四川保路运动，立宪派人蒲殿俊、罗纶为正副会长的“四川保路同志会”的领导下，揭露了清政府的卖国行径，引发了群众争路运动的高潮。四川总督赵尔丰对蒲罗等人的被捕和“川人自保商榷书”的发现，使得和平的争路变成流血的斗争，革命派与立宪派无弊雀形中联合起来了。如同盟会员龙鸣剑、等人采取“外以同志会之名，内行革命之事”的形式参加了四川保路运动。 武昌起义后，两派联合斗争的情形更加明朗化了。在革命派夺取上海的战斗中，立宪派人士上海总商会负责人支持革命，使得革命派陈其美能够借助上海商团的武装，取得夺取上海的胜利。在脱离清王朝宣布独立过程中，浙江汤寿潜在革命派的拥戴下宣布独立，就任都督。湖南立宪派人首领谭延凯在就任湖南都督后安定地方，积极援助湖北的革命军，是武昌起义的有力支持者。而广西的独立，更是革命派与立宪派合作的重大成就，两派说服巡抚沈秉坤和巡防营统带王芝祥宣布独立。江浙立宪派是清末立宪运动的主导力量，代表大部分立宪派人士的政治趋向。因此，武昌起义后，其与革命派的关系，更值得关注。张謇在武昌起义后，对清廷仍短暂地抱有幻想，但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各省区的纷纷独立，使得他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一步步走向“革命共和”。11月5日，在张謇等人的推动下，江苏巡抚程德全在苏州宣布独立。立宪派与革命派的背离 立宪派与革命派的两者不同的主张君主立宪和革命民主思潮，由于二者与清廷的利益关系不同，他们选择了不同的政治活动方式：立宪派承认皇权的合法性，要求政权向自己开放，希望获得广泛的参政机会，试图以和平请愿促使清廷实现英国式的君主立宪政体，其君主立宪方案意在扩大绅权。革命派崇尚美国、法国式的民主革命，主张用暴力革命推翻清廷，实现民主共和，其民主共和的方案旨在伸张民权。立宪派与革命派的政治理想不同，而立宪与革命这条鸿沟又是难于填补的，所以两派分裂是不可避免的，两派的合作也只能是昙花一现。当清末政治改革的希望破灭后，立宪派不得不投入到革命派的潮流中，最终接受了共和国的模式。但出于对中国社会实际的考虑，他们对革命派的政治理想则表现出冷漠和怀疑。 立宪派倒向袁世凯，背离革命，不仅仅因为袁世凯是实力派，他们同出自一营垒，还与革命派排斥立宪派有关。革命派对立宪派怀有本能排斥，因为立宪派从一开始就以温和改良姿态出现，与反动阵营还存在着许多依存关系，但为了稳定局面，对抗北洋军队的进攻，不得不与立宪派合作，并在夺取政权后借助后者的行政经验与某些专业素养。革命派待大势稍微安定之后，不欲立宪派高居大位。 立宪派要求立宪，是求变，是进取的想法，但他们不愿意大变，不愿意把旧制度、旧社会完全废去，这是保守使然；革命发生了，时代变了，他们也随着变，这是进取的一面。他们要为旧政权寻找一个体面的下场，要在传统中去找一个继承人，而不去观察、体味近在咫尺的革命派，这又是保守的一面；革命派希望与他们合作，他们默许甚至还积极地出谋划策，这是进取心在支撑着。但并非同心同德地与革命派合作，这又是保守心理在作怪。他们吸收新知，推进新的建设，但是他们又怕时代的巨轮转得太快，又有退缩畏惧之感。立宪派的保守性越大，其妥协性越大。与激进者他们妥协，对守旧者，他们也妥协。他们一心拥护袁世凯，不得不多方面对袁迁就，于是革命不得不半途而废。最终因他们的保守成了革命的一大障碍。 看法 美国学者周锡瑞所著的《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中华书局1982年中译本),该书以两湖为个案,分析了宪政改革中绅士地位的提高,从经济和文化方面分析了改革失败的原因,并揭示了改革与革命之间的内在联系。 怀特(Wary Glabough Wright)所编的《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该书收集了一些立宪改革的论文,其主题集中在宪政改革与民族主义、改革与革命的关系方面,通过分析改革与革命的异同,认为两者都对现代化有贡献,但改革对政治发展的作用尤其值得注意。 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该书主要从社会力量推动的角度,大量利用民间报刊资料,叙述了立宪运动的全过程,并对宪政改革的失败原因和进步作用作了简要分析 沈渭滨认为就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根本目的而言，他们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总目标是一致的，不同的只是在方法上有所区别。认为立宪派采取自上而下的方法，通过请愿和议会斗争的合法手段，迫使清政府对资产阶级开放权力;革命派则采取自下而上的方法，通过暴力斗争的革命手段，以推翻清王朝的统治。相比之下，前者温和，后者激烈;前者保存的封建性较多，后者较少;前者对清朝皇帝寄有严重幻想，后者不愿意保留帝制。两者间有急进与缓进的区别，有优劣之分。但不能把手段与方法之争，无限地夸大到超越两派基本利益相一致的程度，而把立宪派称为维护清王朝统治的反动派。 立宪派与革命派对中国发展目标的认识不完全一致，一个主张立宪未果，一步步走上与革命派共同推翻清王朝的道路，一个主张革命，却因为自身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而陷入困境。在革命过程中，革命党人真正起到了登高一呼的领导作用，有力推动事态朝着推翻清政府的方向发展；立宪派顺应历史潮流利用自身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影响，变被动为主动，力促清政府垮台。张朋园认为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的国际环境的险恶，帝国主义处心积虑要瓜分中国，立宪派早已指出动乱将给人可乘之机。当革命发生了，他们无法阻止，所盼望的是动乱不要扩大蔓延。他们在各省独立中力图控制局势，虽是权力之争，但也是处于救国之心，革命没有变成混乱，立宪派未加入革命派的对立面，避免了无谓的流血，他们并没有拼死护卫清政府，而是顺势推了一把，从而加速了革命形式的高涨，他们有力挽狂澜之功是不能否认的，不能把他们说成投机革命这么简单。但中国没有进行彻底改革，他们必须负有一定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