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
士人: 古时指读书人. 士人是对中国古代官僚人文知识分子的统称。这是一个精英社会群体，中国的官员选拔制度（指「科举制度」）是其形成的制度保证。他们既是国家政治的直接参与者，同时又是中国文化艺术的创造者、传承者。这是中华文明所独有的一个社会集团。 「士」的阶层很早就出现了，泛指具有一定才能的民间人才。他们往往出身於贫寒之家或没落的贵族，靠自己的一技之长依附於贵族，为他们提供各种服务。 春秋战国群雄割据，战乱频繁。各国有名有钱的诸侯贵族，如春申君、孟尝君等，都以「养士」为时尚，最多时可达数千人，还互相攀比炫耀。「毛遂自荐」的典故说明，当时的「士」并没有特别的标准，甚至是自称有才，也可以说服贵族成为一个「士族」。 提出「士」的理论标准的是孔子。《论语·子路》子贡问：「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孔子答曰：「行己有耻，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谓毕陪士矣。」这就是说，只要严於律己、忠君爱国的人就能称为「士」。孔子的这个「士」和「君子」的概念基本上是重叠的。 这种「士」的精神，在实践上更多的是「武士」。如刺杀秦王嬴政失败的荆柯，在出发前就立下豪言：「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种为了君王托付的使命，不惜付出生命代价的豪迈气概和高洁品手迅蠢质被作为一种精神典范。这和孔子的主张也是一致的。 浅论士人 士为低级之贵族，有统御平民之权利，亦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其雏形阶段，是古代贵族阶级中最低的一个集团。而此集团中最低的一层几与庶人相接。 古代的士人要修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这些课程是文武兼包的。其中偏文者谓之“儒”，武者谓之“侠”，儒重名誉，侠重意气。古代文武兼包之士至此分歧为二。 战国时期这个阶层有了很大的发展，其范围也逐渐扩大。庶民要有在文武方面出众的才能，也可以自荐与诸侯，登堂入室，成为门客。进而得到出人头地的机会。而在东汉时期，因为士人与宗族关系日益紧密。造成强势宗族的士族化。士人的范围也进一步扩大。其自主意识和政治上的发言权也前所未有的得到加强。而从以前的好武者以为“侠”，好文者以为“儒”转变为以钻研儒学为主，后来的士人走的大抵就是这样的路子。 东汉末年，一部分士族还是走昌隐着读书致学的路子，其中如孔融，荀攸，边让等皆为海内之名士。而像陈宫，臧洪等人，从性质和归属上来看也是士人，可他们属于士人中比较另类的一路。不是说他们就没有学识，他们几个的学问很可能做的也自是不错的。而说他们另类，是因为他们身上还带有诸侯割据，乱世纷纷的环境影响下所产生的豪侠之气。他们身上更多的体现的是士人的精神内核， 宋明时期，理学盛行。推行以儒家之道治国。中央绝对集权，文人管理武人。不管是文学、政治、艺术等各方面与汉唐相比，少了几分剽悍与实用，而多了几分理想与浮华。所以这两个年代都产生了非常了不起的艺术成就。可因为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募兵制度、合理的财税制度等。这两个政权可以说基本是建立在道德制度和封建纲常的空中楼阁上的。辉煌的社会财富反而吸引了北方野蛮而贪婪的少数民族。两个朝代都以被异族势力灭亡而告终。 到了明初，这种重文轻武的理想化的治国制度达到了顶峰。方孝孺就是这个时期的代表。这个人的学问是很大的。在建文帝之争的时候，推行一系列对士人有力的政策。深得方孝孺为首的士人阶层的拥护。可后来建文帝的叔叔朱棣拥强兵硬是夺下了侄子的江山。让德高望重的方先生写诏书。得到拒绝的答复后，便以诛灭九族相威胁。而方孝孺答道：“便是灭我十族，我也不怕。”结果凶狠的明成祖真的发明了一个“诛十族”，方大人一家包括其门生800多人一同殉难。 方孝孺、史可法等人都是那个年代的典型代表。心中有绝对强烈的道德意识。而极端淡化个人意识。尽管没有武人的身手。可在心中的道德体系遭到破坏或国家遭到侵略时。可以百分百的做到“玉碎”般的个人牺牲。 士人那种保持精神上的独立，情操上的高洁，对国事的关注和对信念的坚持，在现在这个信仰缺失的年代，依旧是最可宝贵的财富吧。
